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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文化界属旧派，对文言文钻研甚精，对白话文极鄙视，他的讲课便是求精求博，一字之后的含义多的过数万字的讲义，少的也有数千字。马贤亮在他那里亲身感受中华文化数年，孙造书所说的东西若从刘教授的思想来看，还不够精，亦不够博大，那个精字当真讲起来，刘教授又可开几堂大课；讲到博大时，怕是联合大学的广场上也不够众人踮着脚尖站的。

国内并非全无讲述科学义理的文字，兵器、冶炼、造船、建筑方方面面皆有涉及，但普及率就太狭窄了。西方人设立大学时间晚过中国，但一旦设立，那大学内便分开科目单独立项，所谓数业有专攻，技术与人文同步发展。

中国设立大学远在秦汉时期便有了雏形，惜乎重文而轻技术，几千年读下来不过是“子曰”如何如何，技术上的事是读完以后于社会实践当中独立发展的科目，既无教授，亦少传人，就是那些比较好流传的中*医医书也不是从“医科大学”里流传的，而是民间医师传承才使不断。

中国技术历史与国外技术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是民间为主体，而后者是有专门机构承继发展的，两下一比较，在技术普及与发展的速度上，西方便快过中国。

孙造书自身是个搞技术的，能对国学解释出几句心得也算不错，马

第二十四章 传授（09） (第2/3页)

，一听马贤亮对张敬来“不怎么友好”，他到放了一颗心，暗里道：“谢天谢地！小马这个人也对老张看不怎么顺眼，那么我不用担心以后他会在我的故事里提及张敬来了。”。

他这么一想，索性再往深里说给马贤亮听：“中国文化虽然博大精深，然问题就出在那个精字上，讲得具体一点就是太过笼统。前人注写的东西后人在字面上领会时往往有二、三层面可遵循，于是学文的便往人文上摸索，学理的便往义理上探询。这个世界偏是奇怪得很，讲万物内因的科学义理写出来枯燥乏味得很，看的人不多，能流传下来的也少，反到是写成人文色彩的东西看的人多，流传几千年也不成问题。中国人于义理上的东西不过是些丹药好流传，冶金地理诸多方面则多以炼丹、旅游的形式寥寥传几个册子。”。

孙造书说的这些在中国文学系人耳中极易吸收归纳和分析。

其时大学教授以文言文与白话掺半讲课，联合大学国文教授刘文典讲《红楼梦》，几个字讲了几节课，从小教室讲到大厅，又从大厅讲到广场，听者如潮。那几个字也简单，乃是“蓼、汀、花、滁”，却将《红楼梦》从一个层面上包含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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