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李恪的态度是非黑即白。他不需要任何反对的声音予他警醒，也不需要有人跳出来，维护那些非扶苏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

因为，天无二日。

故李恪下手极狠，凡异见领袖，囚之，骨干精英，缚之，就算是那些立场不坚的墙头草和两面派，他也径直钉上品行不端的标签，一撸到底，永不叙用。

赵高搭台，李恪唱戏，藉由这场指鹿为马的闹剧，李恪蛮横地把秦廷的三公九卿打剩到三位，八百石以上二千石以下卿大夫驱逐至五人，至于四百至八百石的中坚官员，他更是直接一扫而空，一个不留。

他心中甚至可惜，因为大秦仍保有近十个郡的统治基础，他不能把秦官和选择了胡亥的老秦勋贵真的一网打尽。

退而求其次，他选择保留那些堪堪攀上四百石这个临朝秩级，尚未形成明确政治立场的那些个散郎、侍郎。

他们相对年轻，他们处在官场下游，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得不到展露才华的空间，只能在散官和属官的位置上反复流转，直到年老体衰，终结官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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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雍廷中，他不仅很少施威，还有意收敛起自己的羽翼，予以反对派，尤其是严骏所代表的【壹王】政系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

可秦廷不同。

秦与雍最大的差异是对大秦正统的认同，凡居高位者，大体都对胡亥在位的合法性没有怀疑，换而言之，便是否认扶苏具备大秦的合法继承权。

李恪主动掀起这一场政治风暴的目的也在这里。

他要通过这一场大规模的罢黜，为扶苏奠定还都之基本，彻底攫夺大秦帝国的正统地位。

第七五七章 战，则矣 (第2/3页)

政策，几经商议，最后将商贾定位为同牧，弱农，形成士工为上，农次之，牧商再次，归夷为末的基本阶级结构。

稳固的结构，再辅之以大秦最成功的阶级创造，暨二十级军功爵制度，大雍的社会阶级流转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表现甚至更优于商君变法初期的盛况。

这都是允许歧见存在的功劳。

所以李恪一直在有意回避那种以阵营为基本，带着明确目的的政治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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