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过去把老太太看护得那叫个好，每次我们去老太太家都是满口地夸啊。

我还想着以后就帮这女孩子在北京找活干保姆算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这天上午，副所长、指导员突然把我俩找去分开单独谈话。咱一看麻烦来了，一准是这事陷了……

领导找我们要人，咱还想扛呢。老王说：你小子把我害了。让小白子接人去吧……屋里副所长还盯着教育我呢，屋外吵吵嚷嚷地把人带回来了。心想这一回来不又得送收容所啊。没别的辙。到宿舍翻出本《法律法规》来，在里面找到“婚姻法”。咱向领导正式提出，结婚还不行么？！这副所长咧半天嘴没想出词儿来，最后吼了一句：你知道她的经历吗？！我说：基本知道吧。他抬高嗓门：她被她继父强奸过（大概是这样女人不能要）！我依然梗梗脖子：强奸和结婚有关系吗？！这边正玩命争执呢，窗户外边响起哭喊声。我们都出去了……

原来是马上要把小谨往收容所送，车等着，她正在地上打滚哭：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这边副所长喊：把她架上去！俺这边可听不得“求求你”这几个字！一瞬间不是愤怒，是悲伤，极度的悲伤。感觉全身血液忽地都到心脏里——没了。带队送人的是老杨，平时我俩关系不错，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看俺脸色。还提溜根电警棍跟俺开玩笑：要不你去送吧。我顺手接过警棍回头抡圆了照副所长脑袋上去了……

这一棍子没打上！敢情，这一棍子大家希望打上去，事实就是没打上。

不是不想打，也不是力道不够。原因是身后的老杨太近了，棍子又长，抡起来动作大让他反应过来了。

要是真打上了，咱的警察生涯当年说什么也就结束了。

这里一些细节要解释起来比较长：当时俺怨恨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快就要把人送回去，连商量的余地都不给。后来才知道是收容所为其它事找所长，无意中问到这事，所长才发现俺大夜里把个姑娘带走了，怀疑俺行为不轨。多年以后，俺与那女孩再次见面时她才告诉俺，她被送回去又被审查了半个来月。确实搞清了俺清白，才把她送回江苏老家的……那些自是后话。

当时，身后的老杨吓一跳，一胡噜把我的右胳膊带警棍都搂怀里了。嘴里一叠声地说：这怎话儿说的呢？老杨叫杨令法，是练炮锤的。咱右手是出不来了，剩左手捞着副所长的领口就往怀里带，他一挣巴领子都撕开了。这时指导员过来想喝住我，当时我昏了头，一把也把他领章给撕了。一折腾，大家都过来了。几个哥们挡在前面，和我一拨儿复员回来的兰子搂着我：大家都理解你，你现在千万别冲动啊！咱一看他们几个挡在前面的“铜墙铁壁”是冲不过去了。想求大家让开条路，两腿一弯就往地下跪，头一低，眼泪像自来水管子裂了似地喷了出来。嘴里叨咕着：都XX是人啊，都XX是人啊……

半个月前的一天，我单独值夜班，后半夜联防送来个女孩子，是江苏大丰县的，叫小谨，19岁，说是想不开了要自杀。咱问了问看这女孩挺懂事，想不开是因亲生父母离异，被继父强奸。跑到北京想转转就不活了。那时按常规就是填表收容了事。咱想收容所的女号都是呆傻精神病关一起。单纯的女孩懵懵懂懂给搁进去还不毁了？恻隐之心动了，安慰一番，拿点钱和粮票让个下班的老联防员给送到东四一家熟悉的旅馆先住下，想第二天给买张火车票让她自己回家。到第二天上午给旅馆打电话，说那女孩一早自己走了，一直没回来。心想万一人家想不开死了真是自己的罪过。那两天睡不着，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

第三天的夜里又该我值班，我想，这女孩子该到哪儿去了呢？突然想给收容所打个电话问问。结果真在呢。原来是第二天老联防员去晚了点儿，她以为我们人不来了呢。自己溜达到药房买了几十片安眠药吃了，倒在东四北大街上，被东四派出所送医院洗胃后弄到收容所了。咱自责啊，要是工作做细点不就没这事啦！咱正想着呢，老王的事儿来啦。

老王是我的大组长，还是支部委员，生就的老实忠厚一根筋。我俩上完班不是敲三家就是喝啤酒，绝对的哥们。

话说老王媳妇在当时的3501厂上班，他家在朝阳门南小街，厂子在朝外关东店。那天老王媳妇上班骑车到朝外神路街，赶上下坡把个卖冰棍老太太的腿撞骨折了。带人家上医院看完病，人家还有个条件非让答应不行：说儿女都上班，家里没人。你们两口子一定要留下一个陪护。这可把老王两口子为难坏了。那年头没有“三·八”服务公司啊，上哪儿找保姆去？俩人双职工，孩子小。回来就给我们念叨。咱憋着坏。来由不说，光说有个女孩不错，挺懂事的。你等我和司机去给接来。

司机是小白子，平时就是好哥们。我让他把车开到德外功德林收容所，告诉他跟着别言语。到里边找值班的说：有个江苏大丰县的小谨，女孩19岁，家长来接她，在我们那儿等着呢，领导让我们来领人。互相都熟悉，人家连想都没想就把人给我们带出来。咱跟她把帮忙看老太太的事一说，女孩子满口答应。

折腾半天，那边人也送走了。这边指导员说：你别上班了，到后院反省去！

反省？！老子不干了！把领章一撕，帽子扔房上去了。话说那帽子也不争气，从房上骨碌骨碌又掉下来砸我脚边了……咳……到后院宿舍我换上便服夹上小包出门了，干什么呢？上访去！

走在长安街上，就想上哪儿去告呢？一抹头奔灯市口的全国妇联了。进门说上访，人家问你哪儿的啊？派出所的。人家都觉得奇怪啊，围过来三四个中青年妇女。我把过程一说，提问三条：一，这样情况该不该收容（当时收容条件是无钱无粮，乞讨要饭）？二，这孩子被继父强奸是不是你们妇联该管的？三，公民是不是受婚姻法保护？我提出结婚怎么还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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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警官老尹口述：第一次与死刑犯的较量 (第1/3页)

1984年的8月20号，夏夜，心情不好的我和铁搭档王德明溜达在北京站的街面上。那时下发的通缉令一般是书面的，急的都是电话专线口传。

我们一边走还一边念叨：今天电传的有两个，一个是天津的老头杀人，一个是内蒙一监的两个死刑犯越狱……

那个年代北京还没有很多的旅馆，想住店还得经站前的旅店介绍处介绍，人们要用盖着公章的介绍信排队登记。即使那样大多数人还是住不上旅馆。半夜的车站街面上睡满了人，有些地方甚至上趟厕所回来就连睡的地方都没了。

心情不好的原因是我俩刚捅了个大娄子，与其说是我俩捅的倒不如说是我把人家老王给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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