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11月，中国团奉命赶赴与白匪军作战的维尔赫土里耶前线去换防。白匪军趁中国团刚刚换防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发动攻击。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团击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当时第29师师长情不自禁地发布战地通令：“在维尔赫土里耶方面近期历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特别顽强。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即中国团被围困在敌人钢铁般的包围圈中，但是由于这个团具有坚强不屈的精神，组织严密，革命纪律性强，指挥人员调度得当，所以这个团每次都是凭着火力与刺刀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而且边战边退转入新阵地。中国战士们在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精神、英勇豪迈气概以及沉着应战优点。情况越是艰险，中国战士们的战斗纪律性越是坚强……我很荣幸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向中国团及其指挥人员致以深切的感谢。”

在随后的诺伏—屠林战役中，中国团击毙了两倍于己的白军，最后全团只有62人生还。团长任辅臣英勇牺牲。18年12月28日的《公社社员报》上深情地写道：“任辅臣同志在中国战士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把一切威信和声望等等，均用来为苏俄服务……革命战士们对这位异国人民的好男儿、这位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任辅臣同志，奉若神明，永远怀念。”被提审的红军战俘戈里科夫说道：“在我国前线作战的中国各连队，其特点是顽强不屈和异乎寻常的、如雄狮般搏斗的勇敢精神。”

在看完这些情况资料后，我不禁热血沸腾，在一股豪情冲天时，也感到一阵悲哀。就是这个苏维埃政权，这个令数千中国人为之战斗的新生政权，在日后对我们中国又做了什么？逼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强占张家港中国一界，堵绝了中国通往日本海的唯一出口，抗日战争后期突入中国东北不分中国人日本人胡乱屠杀中国平民，新中国成立后与中国长期的军事对峙，甚至不止一次地筹划对我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等等。我越想越气，立即招来通信员要他立即给柯去恶发报，将所有上万名被俘的红军官兵押到战场，只要一看到有中国国际支队的战士要冲锋，就砍掉这些人的脑袋，见到一个砍一个，而且不能用枪毙这种手段处死。

柯去恶很彻底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伏龙之不得不停止进攻，而红军中的中国人也开始受以歧视和侮辱。战场一时间宁静下来，只剩下硝烟默默地飘荡。但俄罗斯人自私的本性又开始暴露出来，他们利用我军战士不愿向中国人开枪的心理，开始强迫红军中的数千中国人做收尸、挖战壕、筑工事等苦力。

柯去恶这回也没有向我请示，直接就拉出来1000名红军士兵，当着20多万红军的面砍了脑袋，还抛下话：要是再看到中国人干这些事，就把这些战俘全部用最残酷的手段处死。伏龙之最后只好妥协，派人与我军谈判。最后达成一对一地交换红军中的中国人和红军战俘。9月30日，我军接收了7600多名中国红军战士，至此，苏俄红军中再也没有中国人出现。红军中的中国国际支队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五十九章：红军和中国国际支队 (第3/3页)

罗维耶成立的“中国营”。其创建人是中国青年桑富阳。桑富阳向苏俄第2革命军代表大会提议成立一个中国营。此提议得到了苏俄政府的认可。列林曾特别指示要支持“中国国际部队的组建”。

桑富阳一边鼓动同胞们报名，一边游说于莫斯科军政界。很快第一支中国国际部队———中国营成立了。它只有100多名战士，装备也不好，但这个营作战却一往无前。它从成立大会直接走向战场。在追击装备良好的德国军队时，中国营的士兵英勇无畏，仅凭战士的双脚行程数百公里，直达德国腹地。同年9月，中国营又编入莫斯科第21特别旅团队，奉命深入到诺伏霍别尔区与白匪军作战。中国营作为该战区的最后一个预备队来打破对峙的僵局。进攻开始后，中国营冒着白军密集的弹雨奋勇冲击。他们视死如归的气概连自负勇敢的苏俄红军都自叹不如。了解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这个桑富阳不是被我军俘虏了吗？

被提审的红军战俘几乎都对中国国际支队表示出极高的赞誉，他们指出：所有的中国志愿人员都无一例外地珍惜自己的民族荣誉。中国国际部队的武器肯定比不上正规红军的精良，但他们创造的奇迹却毫不逊色。

别尔米中国国际支队在喀马河镇压白卫军叛乱作战中，独抗数倍于己之敌。150多名战士无一退逃，直至全部战死。政委郭旺琴被俘不屈，竟被白卫军惨无人道地碎尸。战后苏俄红军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为他们在喀马河畔建立纪念碑（碑文是“1918年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殉难的中国国际营战士、‘鲁斯洛’号轮船及游击队员之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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