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问之后，朱宜锋又自问自答道

“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就给了答案。“民愚则易治也”，因为“愚民”这个政治学的目的看起来很简单老百姓愚蠢了，也就容易治理了，如《商君书》中所言“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而如何制民呢？”

“必先弱民！民弱方才易制！”

郭嵩焘毫不迟疑的答道。

“所以《商君书》才“弱民”之篇，“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总之，要想使人民听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让其富有，也不让其强大。弱民的第一步，自然就是愚民了。而如何“愚民”呢？”

说到这，朱宜锋不禁想到那个在一个半世纪后，因为一部“伪纪录科教片”而被无数国人为之激动、自豪、狂热的“大秦帝国”，又有多少人知道，正是他们中口的那个“伟大”的“大秦帝国”开启了“愚民”源头呢？

“治国，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而不加以堵塞，百姓的学识就会增长。百姓学识的增长，则不会去攻打敌国，就产**邪。所以其才会在《商君书》中言称“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要瓦解民间已经形成的道德风气，以统一百姓的思想，这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所谓的“《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如此，才能去以学识，统一思想，除此之外，还要禁止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听从国家的安排和规划。正所谓“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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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

点点头，朱宜锋继续向前走着。

“当时的“歪门邪说”实在是数不胜数，但也就是商鞅这位所谓的法家奇才将“愚民之策“变成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之策，将西陲弱国秦国一下子打造成为了强国，而秦国也正是凭以商鞅的“愚民之策”，横扫六国，一统中国，从那时起，任何学说在实际取得成功的法家学说面前都黯然失色！”

同样熟读史书的郭嵩焘听汉王提及商鞅，提及秦国时，只是低头不语的跟在汉王半步之后，而谈性正浓的朱宜锋则继续说道。

“商鞅为何要愚民呢？”

第449章 离经叛道（二） (第1/3页)

“谬论”

“歪门邪道”

诸如此类的断语传入使得郭嵩焘长松了一口气，他立即明白自己先前之说，至少在汉王的耳中并不是“离经叛道”之言。汉王的感叹传入他的耳中，只让他不由只觉一阵诧异。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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