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直属队的存留问题，待此事处理完后，酌情而定。

第二天，那些被押小号的犯人的处理决定出来了。处罚程度比原先传说中的轻了很多，大多数人都是3个月不加奖分，那些千辛万苦挣来的减刑材料保住了。

虽然那些违禁品都被没收了，今年参评改造积极分子的资格没有了，但损失总算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这边处理决定刚刚贴出来，那边各个生产监区就开始到小号取人。

既然处理结果还都可以承受，有的当初写申请，要求调出直属队的犯人，就有些后悔，仍然留恋在直属队的时光，准备撤回申请，不去生产监区了。

赵玉棠回话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继续处理什么？处理决定不是早就做出来了么？他现在是十一监区的人，本监区押他，我狱侦这边有什么权利去干涉？

想举报，这是好事，向本监区举报吧，有什么重大违纪线索，监区自然会移送过来的。

另外几个后悔的犯人见此情景，那里还敢再有什么举动，只好乖乖地跟着前来提他们的警察，回去收拾东西，到新的监区去了。

例会后的第三天，文件下来了。狱政处闫处长、副处长等受到严重警告、警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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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同质化竞争如此激烈，不如就开辟一片蓝海。换个地方，花同样的钱，会得到更大的回报。

接下来几天，第一监狱发生了史上罕见的一幕。

直属队那些被押在小号的犯人，纷纷主动写申请，坚决要求调到生产一线去，到苦脏累的岗位去，参加最艰苦的体力劳动，决心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洗心革面、涤荡灵魂。

据说是他们亲朋好友的人，也纷纷找到监狱领导，要求把他们的亲友放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让他们深刻地反思自己的罪行，深挖犯罪的思想根源，从内心深处忏悔自己的罪行，争取早日成为新人。

一方面犯人们坚决要求，另一方面家属们也坚决要求，要求的理由又是如此的充分，光明正大，让监狱领导们几乎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他们的要求。

可是，已经晚了。

他们的调令已经在新的监区手里了。

有一个不愿意走的人，当时就被新的监区重新填写了押票，押在一个单间里，四肢在地板上用铁环定位后，两个监区干警扬长而去。

那个犯人这才后悔了，托人给狱政处的严处带话，严处回话说，他现在已经是十一监区的人了，自己管不了了。

他又托人找赵玉棠，说要举报他人的违纪行为，希望赵玉棠继续处理自己的案子。

例行的程序过去后，不可避免地提到了这批犯人的处理问题。

赵玉棠的意见，仍然是要继续调查，在查清全部事实后，给予严肃处理，并且坚决不同意狱政处解散直属队的意见。

可是，她的意见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

赵观澜和几个班子成员低头嘀咕了一阵，最后宣布：狱侦处要尽快查清那些犯人的违纪事实，拿出处理意见。

对于要求调往其他监区的犯人，要保护和鼓励其改造积极性，允许他们调往其他监区服刑改造。

只是这些犯人大多因为私藏违禁品等原因，正在等待调查处理。

而负责调查处理工作的赵玉棠，又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谁的面子都不给，在没有明确的处理结论之前，不愿意放人。

但是，这个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就在几天之前，一个叫王景山的犯人就是被赵玉棠亲自签字放的，而且那次还是赵观澜亲自出头找的赵玉棠。

现在都讲狱务公开，执法要公平、公正、公开，对待犯人要一视同仁。

他赵家父女两个前有车，我们就不能后有辙？难道第一监狱是他老赵家开的？就只有他们能够一手遮天？

在涉及个人利益的盘算上，即使是从来没用念过书的人，都是数学大师。何况直属队的许多人有着本科甚至硕士、博士文凭呢。

他们很快就盘算清楚了离开直属队的好处。

除了王景山曾经分析过的好处外，他们又列举了一些理由：到了各个监区，就等于匿了起来，不用象在直属队那样当出头鸟，挨赵玉棠的枪了。

直属队的内部竞争越来越激烈，你送我也送，狱政处那帮孙子们来者不拒。都送，就跟都不送是一个样子了。

可是万一要是不送或者是少送，可就不一样了。

况且，犯人要求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改造，足以证明这些犯人有了悔改表现，对于这种改造热情，你们监狱是不是应该大力地支持和保护？

如果这种要求你们狱方不满足的话，我们就要向上级反映，同时保持向媒体反映的权力……。

一直在这次整纪活动中靠边站的狱政处，此时也发声了，要求撤销直属队。

被关在小号里的那些犯人们，此时情绪也很不稳定，有人甚至放出话来，如果赵玉棠就想对他们赶尽杀绝，他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自己被处理了，就向律政司检举狱政处，拉几个警察垫背云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又一次例会召开了。

第六十八掌 兵不血刃 (第2/3页)

，只是早与晚的问题。

这个规律，犯人们也早就用一句话给概括了：装逼犯，早晚要完蛋。

经济的问题，要用经济手段解决。非经济的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案也往往是经济性的。

王景山的例子，给了直属队那些被押在小号里的其他犯人一个很大的启示：原来可以用跳出直属队的办法来逃脱赵玉棠的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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