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军刚按电令部署完毕，黄涛又接到军委会侍从室主任林蔚的电话：“黄军长，委座命令你军赶紧在祁阳构筑工事，坚守该城！”

“是！立即部署，坚守祁阳！”黄涛回答。

参谋长张琛少将忧心忡忡地说：“军座，我们到底该听谁的指挥啊？第27集团军李副总座要我们担任衡阳外围作战；第九战区薛长官又要我们分兵湘江两岸；委座又来电要坚守祁阳，怎么办？”

“当然是以委座的指挥为准。”黄涛命令以157师副师长侯梅为祁阳守备司令，率领该师第469团固守祁阳，其余部队在城郊选择有利地形构筑据点工事。

到了7月3日，黄涛连连接到衡阳守军被日军围攻，情势危急，请求增援的电报。黄涛感到两头为难，他手头的兵力已经很难集中起来了。由于多头指挥，第62军的三个师兵分云浮、祁阳、洪桥三处，正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阻敌西进。多头指挥带来的恶果开始显现，一方面是执行蒋委员长阻敌西进的任务，一方面是李玉堂增援衡阳的命令，好像哪个命令都怠慢不得。

从作战效果上看，在衡阳保卫战期间，中美联合空军未能对地面部队以强有力的配合，对日军地面部队的集结地及后勤运输也未能进行大规模空袭。日军供应的粮食弹药等给养运输船只每日溯湘江而上，络绎不绝。日军攻城用的大口径重型火炮所使用的弹药也全仰仗水路运输，岳阳至衡阳间340公里的公路、720公里的水路一直畅通无阻，日军的运输从未间断过。虽然也曾遭到过中美空军的多次轰炸，但其空袭力度比起美军在南太平洋战场封锁日军守岛部队的空袭，实在是差得太远。

蔡继刚和方先觉分析了战况后，一致得出结论：不要对空中支持抱太高的期望，有一点儿算一点儿吧，唯一能指望的，只有第10军全体将士的战斗意志了。

对于守在张家山前沿阵地上的满堂等人来说，最难捱的不是敌人的进攻，不是高达40摄氏度的炎热天气，也不是一日三餐的盐水泡饭，而是弥漫在阵地上的那股浓烈的尸臭。这种难闻的气味，造成所有的人恶心、呕吐，甚至吃不下饭。

激战后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很快就腐烂生蛆，在烈日的暴晒下，尸体不到一天就发黑膨胀起来，然后尸体的腹腔部开始爆裂，发出很大的声响，爆裂声此起彼伏，让人听着心惊肉跳。腐烂的尸体招来大群的绿头苍蝇，密密麻麻的蝇群轰的一声飞起就像一片乌云，一旦落下便几乎将整个尸身淹没。

天亮以后，弟兄们从掩体里钻出来，忙着整顿阵地，因为工事和交通壕已经被炮火破坏殆尽，阵地上死尸累累，密密麻麻的几乎无落脚之地。闷热的空气中充满着血腥气和腐尸的味道。

和前几次一样，每当战斗结束，日军都会驱赶着大批老百姓到人工断崖下来收尸，这时阵地上的守军便会遵循某种不成文的规定，并不开枪制止。当然了，弟兄们也巴不得他们把尸体全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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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机场的丢失使陈纳德痛心疾首，但他除了破口大骂却毫无办法，他不知道谁该为此事负责。当然，陈纳德更不能去指责蒋委员长，蒋介石夫妇与陈纳德的私交一向甚好，彼此并不仅仅是上下级的关系，还应该是知心朋友。陈纳德明白，朋友之间需要宽容，蒋介石也有自己的难处，况且衡阳机场已经失守，再埋怨又有什么用呢？

好在衡阳机场虽然为日军所占，但由于国军已将其严重破坏，日军一时难以修复，所以衡阳上空的制空权仍在中国军队手中。中美联合空军还可以从湘西芷江机场和广西桂林机场起飞，前来衡阳助战。

在督战官蔡继刚眼中，衡阳上空的空战实在很怪异，中美联合空军的飞机和日本飞机很少交战，往往是你炸你的，我炸我的，双方各炸各的目标，炸完后各自返航，互不干扰。连轰炸的时间都错开了，当一方的轰炸机编队临空时，另一方的飞机连影子都没有，所以为轰炸机护航的战斗机也失了业，于是战斗机飞行员们便撒了欢地扑向地面，向对方的阵地及一切活动目标进行扫射。这简直成了开战以来的一大战争奇观，只有少数时候，双方的轰炸机编队碰巧遇上了，这时双方的护航战斗机就不能再视而不见了，这样才引出空战。

后来蔡继刚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是双方的战略目标和战术目标不同，陈纳德的战略重点首先要放在确保中国的战时生命线“驼峰航线”上；其次是要确保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的会师，以打通中国的陆路生命线——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至于支持衡阳保卫战，那是个更加次要的战术行动，中美联合空军轰炸的主要目标是衡阳外围的日军重型装备及后勤设施，一般不直接参与地面战斗，因为飞机数量有限，所分配到的油料和弹药的配额也有限。另外，衡阳机场的丢失，使陈纳德将军非常恼火，这也算是个原因，要是中国军队连个机场都守不住，那它就没有资格要求空军的支持。

从日军方面看，主要是太平洋战场吃紧，日军作战飞机和飞行员损失惨重，一时难以补充。而在中国大陆战场上，日本空军力量没有绝对优势，既无必胜的把握，就没有必要用有限的战斗机去冒险。所以在衡阳之战中，日军飞机的目标重在摧毁衡阳建筑和守军的抵抗意志，一切城中建筑和工事设施都是日军飞机的轰炸目标，而且大量使用***，尽量摧毁守军的弹药库和粮食仓库等物资储备。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日军意识到衡阳之战很难速战速决，要占领衡阳首先要断绝守军的粮弹供应，这才是衡阳作战的当务之急。

中美联合空军的飞行员们平均每天起飞四次，中间的休息时间只够吃饭、加油和听取攻击目标的命令。为了躲避日军高射炮火的攻击，战机沿着湘江的航道低飞攻击日军阵地，甚至低到连螺旋桨都溅起了水花。这样的冒死出击也带来了惨重的代价，以美军第23战斗机大队为例，这个大队的四名中队长及半数飞行员所驾驶的战机均被击落，飞行员大部分阵亡。

从5月27日长沙开战到7月上旬，中美联合空军在五个多星期不眠不休的作战中，击落日机120架，摧毁地面机场的日机90架，造成日军补给线多次中断。

从夜空中俯瞰，自长沙到武汉的公路上，日军运输车辆被炸得烈焰冲天，有些日军补给兵站在空袭中燃烧长达一个星期以上。夜间时，中美空军的飞机甚至可以就着火光，无需导航而直飞汉口，轰炸日军的兵站、船舶和仓库。

据战后日军统计，在湖南会战中，日军的十分之一兵力是在中美作战飞机的攻击下损失的。

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思想是：实施猛烈的空中打击，用较少的财力和生命代价在短时间内重创敌军。这比起动用大批地面部队和装备来，是最合算的打法。

蔡继刚心里叫苦不迭，他无奈地问：“徐部长，当务之急是守住衡阳，如果让九战区主力都去侧击敌人的补给线，其攻击位置又远离衡阳，那对衡阳守军又能有多大帮助？请徐部长指示，如果增援部队来不了，衡阳守军该如何做？我们总不能放弃衡阳自行撤退吧？”

徐永昌口气严厉起来：“衡阳绝对不能放弃，你转告方先觉，在援军没有到来之前，第10军必须死守，否则军法无情！当然，此事现在只能由委座亲自介入了，昨天我已将战况上报，委座也很着急，他已亲自电令62军、79军与99军急赴衡阳，参与解围，第10军无论如何要再坚持一下！”

这时蔡继刚身边的方先觉终于忍不住了，他一把夺过话筒大声说：“徐部长，我是方先觉，请转告委座，我的要求不高，增援部队只要有一个团突进衡阳，就一个团！我方先觉就能拿脑袋担保，一个敌人也别想冲进衡阳……”

徐永昌显得有些不耐烦：“方军长，我已经说了，现在是委座在亲自指挥对衡阳的增援，外围的情况你不要管，你的任务是死守衡阳，你要绝对保证这一点，至于其余的事，委座自有安排。好吧，我很忙，就这样吧。”

徐永昌挂了电话。

黄涛只好折中一下，派出部分部队向洪桥当面之敌进行夜袭，又以小股部队穿插到白鹤铺敌后设伏，偷袭从衡阳到白鹤铺路段的敌军骡马运输队和骑兵巡逻队。

几天时间就这么耽误过去，而日军可没有闲着，此时的白鹤铺有日军一个大队一千余人，正在加紧布防，他们搬木料、挖战壕、筑工事、埋**、架设铁丝网，已经利用这几天时间建立起坚固的防御阵地，切断了东援衡阳的道路。

第62军的这种解围行动无异于隔靴搔痒，对危在旦夕的衡阳守军毫无帮助。

日军在衡阳的战事严重受阻，除了方先觉的第10军顽强抵抗外，为衡阳守军出力最大、帮助最大的，还是指挥中美空军的陈纳德将军。

尽管史迪威把支援湖南战役的作战飞机数量缩小到仅有90架，而且在油、弹供应上尽可能地削减，同时湖南的天气又豪雨不断，大大影响了作战飞机的出击，但陈纳德仍然想尽一切办法部署出动战机，全力攻击日军从武汉、长沙到衡阳的补给线和阵地，千方百计争取更多的手**、****、机枪子弹甚至香烟和饼干，空投给衡阳的守军。

现在的问题是，第62军被临时派到第九战区，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当然有权指挥第62军。薛岳毫无疑问成了黄涛军长的第二个上司。除了两位战区司令长官，黄涛军长还有一位顶头上司，那就是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中将，因为第62军也被临时划归第27集团军节制，李玉堂也理所当然具有指挥权。这样一来，黄涛军长已经有了三位上司，而这三位长官的命令他哪个也不敢不听。就这样还不算完，还有位长官的话更不能不听，那就是一贯喜欢越级指挥的蒋委员长。蒋委员长除了直接把电话打到第62军军部发号施令外，还有重庆军委会侍从室主任林蔚也以蒋委员长的命令来直接指挥。这样算起来，黄涛上面一共有五个上司，哪个也惹不起，这样的多头指挥，该如何打仗？

一开始，李玉堂的命令很明确，第62军担负衡阳外围的作战任务，并且在衡阳守军难以支撑时迅速驰援衡阳。因此第62军迅速开赴衡阳市郊三塘集结待命。结果刚到三塘屁股还没坐热，黄涛就接到薛岳的来电，要调第62军的151师去湘江东岸，归第九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

黄涛心里明白，薛岳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薛岳的胞弟薛叔达在151师任第452团团长，薛岳是担心兄弟的安全，不愿意把薛叔达送进衡阳这个血肉磨坊里。黄涛心说，这薛长官私心可是够大的，为了你一个兄弟的安全，就做了这么大的局，一下子弄走我一个师，等打起仗来，蒋委员长可不管你是否少了一个师，还照样拿你当一个军用，到那时我该找谁去说理？黄涛百般无奈，只好搬出蒋委员长这尊大神，回复薛岳说，第62军是奉了委座命令赴衡阳参战，任务重大。如果要分兵调用，须经军委会同意才行。薛岳见黄涛搬出蒋委员长这尊神，自然无计可施，只好作罢，这样黄涛的第62军才免于被分割的危机。

6月30日，黄涛在祁阳洪桥镇的前进指挥所里接到蒋介石的来电：

“据空军侦察，陷长沙之敌约两三万人，分两路沿湘江西岸南下，你军应立即以一个团守备洪桥，主力集结于祁阳，拒止沿湘桂路西进之敌……”

蔡继刚和方先觉互相注视着对方谁也没说话。他们都明白，远水解不了近渴，第10军除了死守，没有别的办法，但死守的结局是什么？两人谁也不愿意说出口。

方先觉注视着蔡继刚说：“云鹤兄，你这个督战官已经没事可做，我派人送你走，没有必要把你也搭进来。”

蔡继刚凛然道：“子珊兄，我为什么要走？我也是衡阳守军的一员，到了最后时刻，我还有一支***和一支手枪，当个士兵总能胜任吧？第10军全体官兵打光了，我蔡继刚填进去，我战死，你再填进去……”

方先觉微微一笑：“这没问题，可是……我们都战死了，衡阳怎么办？”

蔡继刚耸了耸肩：“那只有天知道了。”

蔡继刚擦了一把汗说：“请徐部长大力督促薛长官命令九战区各部队迅速向衡阳增援。另外，也请督促中美联合空军指挥部，加大对衡阳的空中补给。这两点都刻不容缓！”

徐永昌也很焦急：“小蔡，我实话和你说，目前九战区的部队已经很难集中起来，薛岳手边只剩有限的残兵，大部分部队都退到湘赣边界一带，各自陷入苦战，自顾不暇，薛岳也很着急，这些部队在运动中作战，远离基地，得不到兵力与装备的补充，根本无力增援衡阳。不过薛岳已经电令他们对日军后方发动侧击，对日军补给线造成威胁。”

蔡继刚一听如雷轰顶，他不知道情况如此严重，衡阳守军每日盼援军如大旱望之云霓，谁知各路援军不但无法前来救援，反而被赶得更远了，而且也陷入苦战自身难保，薛岳一向自负的“天炉战法”算是彻底完蛋了。

“天炉战法”在前两次长沙会战中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让宣传部门开足马力这么一吹，却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连薛岳自己都相信“天炉战法”是个百战不殆的经典战法，有了这个经典战法，他就可以靠吃老本以不变应万变，永远保持“常胜将军”的称号。事实上这次长衡会战，国军一败涂地，糟就糟在这个倒霉的“天炉战法”上，否则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不可收拾。

薛长官，你是个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难道不知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道理？

衡阳的第10军困守孤城已经二十多天了，蒋介石也很着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督促第九战区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增援衡阳，徐永昌说得没错，现在也只有让蒋委员长亲自指挥了，换个人恐怕谁也调不动这些部队。

本来在衡阳保卫战打响之前，担任衡阳外围作战的有三个军：在湘桂铁路方面有第62军黄涛部，这个军归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中将指挥；在衡阳至宝庆公路方面有第100军李天霞部、第74军施中诚部，这两军归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指挥。按照作战计划，衡阳战斗打响后，这三个军应随时准备驰援衡阳。

作战计划制订得倒是不错，可是一旦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即便是蒋委员长亲自指挥也无济于事。

这时离衡阳最近的第62军并不是第九战区的部队，它原属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节制，担任第七战区的总预备队，一直驻守在粤北山区翁源、英德、青塘一带整训待命。自1943年9月起，这个军受命准备接受美式装备，于是大批的军官被派出受训，直到1944年5月却仍没有等到美式装备运到，这时长衡会战开始了，前线告急，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第62军迅速开赴衡阳三塘附近集结待命。

第62军军长黄涛近来也颇感头疼，他不知道该听谁指挥了。因为第62军此时仍是第七战区的部队，军委会并没有下令第62军正式进入第九战区的战斗序列，所以从隶属关系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对第62军仍然具有指挥权。

第二十六章 (第1/3页)

蔡继刚在第10军军部好不容易叫通了军令部长徐永昌的电话，他顾不上寒暄，开门见山地说：“徐部长，我是督战官蔡继刚，现在在衡阳第10军指挥部与您通话。”

徐永昌这才想起军委会在衡阳还有个督战官，他每天脑子里要过很多事情，哪还记得住这些小事？不过谢天谢地，他还记得蔡继刚，他有些惊讶地说：“哦，是小蔡，你在衡阳？我还以为你在九战区长官部呢，有什么事吗？”

蔡继刚急切地说：“徐长官，按规定，卑职不该越级与您通话，但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卑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徐长官，目前衡阳危急！守军已伤亡过半，弹药也急需补充，目前我军士兵只能靠手**和敌人苦拼，就算是手**，库存也不多了。徐长官，我再说一遍，目前衡阳危在旦夕！”

徐永昌温和地说：“小蔡啊，你不要着急，慢慢说，我知道第10军现在很困难，军委会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衡阳的战况，请告诉我，第10军有什么最迫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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