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新泻由于沙洲过多，因此西洋人主动放弃外，到文久元年（1861年），这江户、兵库和大坂的开港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鉴于扶桑攘夷的气氛高涨，英吉利公使阿礼国，居然赞同幕府延缓开市的请求，但要求其出使欧罗巴向各国当面交涉。

“到口的肉都不吃”,这实在是难得一见的景象，由此可见此时攘夷的声势之大。

其实，扶桑攘夷的高涨，同样深刻受到了中华的影响：

亚罗号战争，从1856年开始到1860年结束，英佛和中华时打时合，这贸易依然大受其苦——当然，长发之变造成的时局动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好死不死的是，1859年7月扶桑正式对外通商，相当于瞌睡的时候发现了枕头，因此很多洋商都从中华跑到扶桑来贸易。

就扶桑这小身板哪能抗的住啊，因此到今年，也就是文久元年（1861年），短短两年经济就遭到了重创——物价一下子就涨到天上去了，民众的生活顿时急剧恶化，但更要命的是，原材料大量输出导致扶桑手工业大萧条。

这花费增多同时收入减少，两面夹击之下，还能有个好！

以手工纺纱为例，当时纺纱是普通民众的重大生活来源，估计有40%的人家以纺纱补贴生活收入——以户算，而不是40%的人从事这项工作，如果40%的人纺纱哪还了得。

但洋布洋纱蜂拥而至后，因为价格只有本地同类产品的一半，因此手工纺纱变得无力可图，妇女纷纷停工，这个比例逐渐升高，到幕末已经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因为土布厚、洋布薄，多多少少还是保留了一小块市场。

开国通商使民众的生活变得极差，同样也使武士的生活受到影响——幕府和各藩的收入减少，因此半知、减知时有发生，更糟糕的编制缩减也逐渐增多，浪士由此数量大增。

但这样左右摇摆是要付出代价的，上层犹豫的时候，扶桑攘夷之风已经成了气候，连西洋人都感到了压力。

根据安政五年签署的通商约定，扶桑除了三港（长崎、神奈川、箱馆）于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对外通商外，还有两港两都要随即开放：

新泻港开市时间为西洋历1860年1月1日；

而江户为1862年1月1日；

兵库和大坂则为1863年1月1日。

而这一切困难的根源，都来自开国通商。

因此，虽然幕府的实力犹在，甚至因为直秀乱入的原因，对各藩的优势更大，但这样砂锅大的拳头却没有P用——打服之后呐？还不是要饿肚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去年，也就是万延元年，箱馆统计的扶桑各地大规模一揆数量是43起，而天保大饥馑（1833年-1839年）的平均数字才是32.5！

而且，以前一揆的诉求是不满代官或奉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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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拳头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第1/3页)

自从进入19世纪以来，不管扶桑自己意没意识到，其实它的命运和中华是紧紧相关的，尤其是亚罗号战争（1856年-1860年）对其影响尤盛：

最开始的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英佛联军获胜，迫使大老井伊扫部头一系毅然与洋人签署了通商约定；

而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华获胜，使扶桑高层对是否坚持开国通商发生了动摇，进而在樱田门之变后促使井伊一系被一扫而空；

到1860年10月此战落幕，英佛最终占了上风，又让此时的幕府执政久世、安藤重新回到了原本的立场——洋人惹不得，攘夷还需从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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