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直言，如果不是莱曼校长之前的应对失策，弗兰克林也不会做的那么大！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或许应该通过法律来压制弗兰克林的举动，但不是通过公然违背第一修正案这种方式，虽然用这招看起来好像很得人心，但实际上，其造成的后果将会延续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如果真被莱曼校长得逞，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嘲笑莫斯科大学？”

爱德华一口气说完，喝了口水继续到“我承认，弗兰克林的行为也许是对社会构成危害的，但我们一不是法官，而不是联邦调查局，我们没有证据，我们只能推断，我们恐惧危害社会！”

“但是，对社会危害的恐惧，不能成为打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正当借口。当年，人们还因为害怕女巫，而烧死女人。言论的一大职能，就是将人们从非理性恐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想要证明限制言论的正当性，必须存在合理的依据，证明一旦施行言论自由，将导致恶劣后果。同时，还必须合情合理地令人相信，这种危险迫在眉睫……”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者深信，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的发展；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超过独裁专断的势力。建国先贤们珍视自由，将之视为目标与手段的统一。他们深信，自由是幸福之本，而勇气则为自由之本。他们也深信，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谓理性商讨就是一句空话。有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才能保障理性商讨，防止有害学说的蔓延传播。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思想僵化、消极冷漠的民众。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更是美国政府的立国之本。建国先贤们承认，有制度存在，自然有违法风险。但他们也清楚，社会秩序不能单靠惩处违法来维持；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会招致更多危险；恐惧会滋生更多压迫；压迫会引发更多仇恨；仇恨必将危及政府的稳定。保障安全的万全之策，在于保证人们能够自由讨论各种困境及解决方法。纠正坏主意的最好方法，就是提出一个好主意。正是因为相信公共讨论中蕴含的理性力量，建国先贤们才放弃了钳制言论的立法——借助武力的讨论无疑是最坏的讨论形式。他们也认识到，即使是多数人的统治，也可能滋生暴政，所以才制定了宪法修正案，进一步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

“那些通过革命，为我们争得独立者并非懦夫。他们不畏惧政治变革，他们不会仅为维持秩序，就牺牲人民的自由。勇敢、自信的人们，将自由、理性的力量，注入民治政府的良性运转中，他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多数言论不可能带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除非危害在大家充分讨论前，就已迫在眉睫。如果有足够时间，应当让人们借助讨论揭示谬误，通过教育驱除邪念，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形下，才可对言论施以限制。若权力试图与自由和平共处，就必须遵循上述规则。在我看来，这也是宪法的要求。因此，如果无法证明确实存在紧急状态，美国人不会容忍任何剥夺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立法。“

“麦迪逊那句名言：独裁和低效，往往是缺乏公开辩论和舆论监督的产物“

第351章 合众国的言论自由黑历史 (第3/3页)

相信眼前的意见都是真理，若不容它接受对立意见的挑战和检验，人们对它的理性依据将缺少领会与感知””

“正确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看法现在和将来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决定命运的赌注。

当人们意识到，时间已消磨诸多斗志，他们才会更加相信，达至心中至善的最好方式，是不同思想的自由交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确定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就应该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也仅有真理，才能保证我们梦想成真。

国家的最终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地发展；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超过独裁专断的势力。……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谓理性商讨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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