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别这么说，得了病就得治，咱们都要有信心，我可不是来和你告别的，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医院，一会儿我陪你去，反正你不能这么消极地在家里待着。”

“跃民，你没必要安慰我，你说的话恐怕自己都不信，已经是晚期了，干吗要花这个冤枉钱？现在的医院黑着呢，就像个无底洞，多少钱扔进去都填不满。咱别犯傻，治与不治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叫什么话？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这由我来解决。咱们朋友一场，今天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咱们先去医院好不好？”

“哥们儿，你应该了解我，凡是我想做的事，谁劝也没有用，咱们不谈这些好不好？你我认识几十年了，见面不吵架的时候少，如今我要走了，你就别招我烦了行不行？”

钟跃民无言以对，他不知该说些什么好，面对着这样贫困的家庭，他觉得自己无论说什么都是废话，他除了能拿出一点儿钱来，别的什么忙也帮不上。李奎勇所在的出租汽车公司是个集体所有制单位，医疗费实行包干政策，每年只按人头发放200元医疗费，如果看病费用超过200元，就得自掏腰包。钟跃民知道，如今200元的医疗费连一次感冒都得不起，有钱人还无所谓，只苦了李奎勇这类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李奎勇说得没错，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平等，一般来说，每个人的命运从一出生就注定了。钟跃民记得李奎勇曾经很为自己的工人出身而自豪，曾几何时，工人阶级的牌子多么响亮，还被称为“领导阶级”，尽管没有什么实际利益，但至少是受人尊重的，可是如今像李奎勇这样的工人，已经无可奈何地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了弱势群体。想到这里，钟跃民感到很辛酸。

我14岁时，我爸一撒手走了，我这个长子就代替父亲管起了这个家，托社会主义的福，那时我爸的单位还按规定每月向我家发放抚恤金，不然我们家可就惨了。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家历史上最富裕的几年，因为国家规定抚恤金是按家庭人口发放，虽然每人只有十几块钱，可是我家人口多，这样就占了便宜，加起来比我爸在世时的工资还高，仔细想想挺让人辛酸，这样的便宜居然是拿我爸的命换来的。后来我去陕西插队，那段日子你也经历了，咱们那儿是穷村，连续很多年工值都是每天合5分钱，辛苦了一年还倒欠钱。我为了能挣点儿钱给家里寄去，每天拼命干活儿，还自愿到水库工地上背石头，有一次工程塌方还把我活埋了，被救出来后我整整昏迷了两天两夜，左边的肋骨折了3根，还吐了血。我歇了一个月，伤还没好又上了工地，其实没人逼我去，是我自己舍不得工地上那几顿饱饭和每天一块钱的工钱。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整整4年，1974年我才被分配到县电力局野外架线队工作。总算有了份工资，我真的很知足，每月把工资的一半儿都寄回家，自己连身衣服都舍不得买，长年都穿着工作服，无论多苦多累，我都牢牢地记着，我他妈的不是光为自己活着，家里还有老妈和一大群弟弟妹妹，我是长子，得负起这份责任。在这期间我有了个相好的，是个西安知青，长相虽然一般，可人品还不错，我们相好了3年，最后还是分了手，这不能怨她，我家的情况是明摆着的，哪个女人嫁给我也不可能有好日子过，她犹豫了很长时间，再加上她父母的压力，最后还是下决心和我断了。不怕你笑话，我们相好了3年，我硬是没动过她一根指头，不是没机会，而是我怕将来万一结不了婚坑了人家，临分手的那天她哭着对我说要把身子给我，也不枉我们相好一场。我不是圣人，要是有个你喜欢的女人哭着喊着非要和你睡，你能撑得住？当时我心一横，心说，爱怎么着怎么着，我先把事儿干了再说。可是说来不好意思，那天晚上我什么也没干成。你想啊，一个和自己相好了几年的女人要永远地离你而去，这种感觉太让人绝望了，我和她在那天晚上都处于这种绝望的状态下，连寻死的心都有，哪还有心思干那个？不阳痿才怪呢。我们就这么搂着过了一夜，第二天她走时我们都很平静，既然都知道今生今世不可能在一起，那还不如平静地分手，长痛不如短痛啊，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她。说真的，我忘不了她，她是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这种爱的感觉我想以后不会再有了。后来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媳妇，刚才你看见了，长得丑，脑子还不大明白，基本上是个文盲。她家即使在陕北农村也算是贫困户，和我的家境是半斤对八两，谁也别嫌谁。这是我的命，我必须得认命，什么叫万念俱灰，大概也就是这样吧？我这辈子就是个穷命，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摆脱不了这个穷命，现在我真是认头了，人怎么能挣过命呢。我挣扎了一辈子，到头来不但自己的现状没有改变，亲人的现状也没有改变，就算在朋友中间，我也是个没用的人，混到这个份儿上，也早该被淘汰出局了。

钟跃民制止住他的话：“奎勇，你这样评价自己是很不公正的，你做得已经够多的了，别说你的亲人，就连我这个朋友，也在最困难的时候接受过你的帮助。我钟跃民永远也忘不了，记得那时你对我说过，‘谁都有走背运的时候，你要是条汉子就得咬牙扛过去’。奎勇，你知道吗？就这么一句话，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人在失意的时候感情是最脆弱的。奎勇啊，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是要互相帮助的，我曾经接受过你的帮助，现在我的情况好些了，也有能力帮助朋友了，希望你也不要拒绝我。”

钟跃民拿出那两万元现金说：“奎勇，既然你不愿住进医院，我想我还是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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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万多元，是昨天收入的营业款。”

“都给我拿来。”

高玥问也不问便拿出现金交给钟跃民。他感激地看了高玥一眼，解释道：“是李奎勇的弟弟来的电话，李奎勇刚被诊断出肺癌，已经是晚期了。”

高玥一惊：“住进医院了吗？”

“没有，他死活不进医院，我想，他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我得去看看他。今天张海洋的婚礼你帮忙张罗一下，替我向他们夫妇道一下歉。”

“跃民，你信佛吗？”

“不信，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绝对尊重宗教信仰。”

“我以前也不信，后来我接触了几个信佛的人，常和他们聊天，我渐渐地对佛教有了些兴趣，只是那会儿我工作太忙。你想啊，我那时每天早上一醒，眼睛还没睁开就他妈的欠了公司两百多块钱的‘车份儿’，哪有工夫琢磨别的。我生病以后才算是有了闲，于是就先把自己这一辈子仔细想了想，最后又想到了佛教。能静静地想想心事，这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我心里也好受点儿。跃民，你愿意听听吗？”

“当然，我今天就是来陪你聊天的，咱们俩有多少年没好好聊聊了？难得凑在一起呀，今天咱们聊个够，你说吧，我听着呢。”

“那次在医院，医生把我弟弟叫到办公室谈话，还把门关上，我心里就有点儿明白了，看来我这病有点儿悬啦。奎元出来时我一眼就看出他哭过，咱们中国的医院就这点不好，谁得了绝症就千方百计地瞒着，怕病人想不开，有些病人也愿意配合医生装傻充愣，自己蒙自己。可我早就想明白了，既然是寿限到了，该走咱就得走。当时我一把揪过奎元说，‘你小子长能耐了是不是？有事敢瞒着我。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是不是？今天你要是不说我就揍你’。奎元当时哭了，说‘大哥，医生已经确诊了，是肺癌晚期，医生说要马上住院’。我说，‘既然已经是晚期了，还住什么院，这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最后无非是人死了，活着的人也倾家荡产了，走吧，咱们回家’。当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先是咳嗽咳得睡不着，后来不咳了，我还是睡不着。我想了很多，先是觉得这辈子活得太窝囊。你想，我这辈子就没过过一天的舒心日子，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全靠我爸一个人挣钱养家，本来日子过得就紧巴巴，偏偏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只记得那几年我经常饿得肚皮贴后脊梁，眼睛里总是小星星乱飞，那滋味一辈子也忘不了。”

“长得很丑是不是？”

“一般吧，你看着顺眼就行。”

“问题是我看着也不大顺眼，不过她心眼儿挺好的，我这个条件也只能找这样的媳妇。这种娘们儿虽说模样不济，可一旦跟了你就死心塌地，让人很放心。”

“你妈也需要有个人照顾，要是找个城里姑娘，人家才懒得伺候老人，所以说好事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全了。”

“跃民，我还记得你上一次来我家是30年前，你约我一起去天桥剧场买《红色娘子军》的舞剧票，从此以后你再也没来过。时间过得真快，一晃30年过去了，想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跃民，今天我请你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和你告个别，我要走了。”

高玥把现金装进钟跃民的提包，她搂住钟跃民吻了一下说：“快去吧，别担心这里，我会向张海洋夫妇解释的。跃民，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的朋友治病需要用钱，你可以把饭馆卖了，毕竟是人命关天呀，这件事由你做主，不必考虑我的意见。”

钟跃民紧紧地抱住高玥低声说：“谢谢，谢谢，小高，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钟跃民已经有三十多年没去过李奎勇的家了，李奎勇家仍然在宣武区南横街的大杂院里，还是当年那两间房子。他感到很惊讶，李奎勇的家和30年前相比，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这个大杂院恐怕有百十年的历史了，占地面积不小，估计以前是个大户人家的宅院，而现在却看不出半点昔日的风光，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院子早已经消失了，到处盖满了杂乱无章的房子，昔日的院子里只剩下一条仅够一人行走的小道。从院门到李家的房子直线距离估计有三十米，但钟跃民在这条小道上竟遇到了5个90度直角弯儿，他的脑袋蹭掉了一户人家晾出的女人裤衩，还差点儿撞进了一家正在炒菜的厨房里。钟跃民纳闷，如今的北京到处都在拆迁，一处处的高级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怎么这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样子。

李奎勇的弟弟妹妹都已成家搬了出去，只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从陕西回京的李奎勇没有房子，他的工作单位在接收他的时候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条件，必须签字保证永远不向单位提出住房要求，否则不予接收。李奎勇一家三口和母亲挤在父亲留下的两间房子里，他12岁的儿子和奶奶住在外间，李奎勇和妻子住在里间。李奎勇的母亲两年前患了老年痴呆症，记忆力全部丧失，每天除了昏睡就是一声不吭地呆坐在床沿上，此时，老人正躺在床上昏睡。

钟跃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到李奎勇了，这一见却吃了一惊。李奎勇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身上瘦得脱了形，衣服像是挂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他的脸庞已经浮肿变形，皮肤是暗黑色的，透出一种死亡的气息。钟跃民进门时，李奎勇正在剧烈地咳嗽，他的妻子王淑芬和大弟弟李奎元在帮他捶背，李奎勇连连吐出几口带血的浓痰才慢慢平复下来。

张海洋息事宁人地对魏虹说：“小魏，这又不是什么大事，跃民既然不喜欢刑警队的人，咱们就改日单请他们，何必招他不高兴。”

私下里，魏虹不无醋意地对张海洋发牢骚：“海洋，你那个战友说句话就是圣旨吗？除了他，我还没见过你对谁这么俯首帖耳。”

张海洋只是沉默着，不作任何解释，他觉得自己和钟跃民的关系是很难向魏虹解释清楚的。他珍惜和钟跃民的友谊，不愿意为这点小事和钟跃民闹得不愉快。

钟跃民到底没有主持成张海洋的婚礼。他在婚礼的那天早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高玥发现他接电话时脸色忽然阴沉起来，便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她不会主动询问。她知道，如果钟跃民认为有必要告诉她，他会主动对她讲的，反之，你问也没有用。

钟跃民挂上电话，怔怔地点燃一支烟，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问：“小高，咱们手头还有现金吗？”

钟跃民感到很难过，此时他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只是低声说了一句：“奎勇，我才知道你病了，你该早告诉我。”

李奎勇笑道：“跃民，你来啦？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王淑芬，我弟弟奎元你见过，就不用我介绍了。”

王淑芬是个农村妇女，长得比较丑，她怯生生地向钟跃民点点头，便和李奎元走到外屋。

李奎勇说：“跃民，我媳妇是个农村娘们儿，没见过世面，见了生人就不敢说话，让你见笑了。”

钟跃民笑笑：“肯定挺能干的。”

第二十五章 (第1/3页)

张海洋和魏虹的婚礼定在泰岳餐厅举行，张海洋把来宾的人数严格限制在十来个人，都是些关系比较近的人。魏虹本来还想把自己在警官大学的同学和刑警队的同事都请来，谁知钟跃民阴沉着脸一口回绝：“小魏，不就是结个婚吗，干吗这么兴师动众，咱们能不能不学那些俗人？我可事先声明啊，要是你们非坚持请这么多穿警服的，那就另找地方，我这里不接待。”

魏虹很不高兴：“钟大哥，你怎么这样，穿警服的怎么了，我和海洋不都是穿警服的吗？”

钟跃民冷冷地说：“小魏，你的话太多了，你让张海洋说话。”

张海洋已经沉默半天了，他心里很矛盾，作为老战友，他太了解钟跃民了，知道钟跃民还没有从宁伟死亡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近来他看谁都不顺眼，甚至毫无道理地迁怒于那个开枪击毙宁伟的狙击手，他认为这个狙击手的心理素质太差，还没弄清楚宁伟的意图就开了枪，不然的话，那天的结局不会这么糟糕，至少那个女孩子，她可以活下来。张海洋知道他在钻牛角尖，一时还无法从那种抑郁的情绪中走出来，因此迁怒于所有穿警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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