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大逆案”横扫“乡贤”阶层，如今“新乡贤”又崭露头角。各种有活力的社会团体、封建会道门、新型宗教混杂其间，只要老实纳税、不公开对抗国法，也没人找麻烦。

如此一来，思路就很清楚了。

把工作重点对准农村，大力发展公社和公社联盟（类以色列的基布兹，非人民公社，前文已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和平演变也好，暴力革命也好，都有了基础。

至于城市工作，当然不能放弃，但最好以宣传、渗透为主。

多看报纸就会发现，工会往往沦为劳资冲突中和稀泥的角色，而一旦组织起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又会遭致舆论口诛笔伐，有说“不识大体”的，有说“影响交通”的，有说“妨碍经济”的……

总之，有什么不能好好说，非要闹将起来？普通工人看多了这种宣传，只怕要自认理亏了。

主流舆论被资本家把持，无产阶级缺乏发声渠道。

地下刊物，非法出版不可能成为常规工作形式。所以，只能借着“现实主义”的壳子，坚定发展“无产阶级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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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抗是不行的，只能迂回。

于是，晋桐谈到了城乡差距。

随着人口增长，失地农民涌入城市，一部分被纳入工业体系，一部分向新拓疆土移民，为大型农业公司吸收，中原旧地看起来还算稳定。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齐的粮食几十年来保持低价，农业税费已成为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沉重负担，乡村经济并不乐观。有些危言耸听的报纸甚至用“衰败的乡村”来描绘帝国广阔的田野。

而帝国对于农村的治理又很粗疏，亭长的工作无非治安与收税，除此之外，听凭自治。

第四十一章 告别 (第2/3页)

要。一是基层组织建设，二是文化宣传。所以今天，我别的不说，就说这两件事吧。”

他说，随着帝国工业发展，城市工人阶级力量增长极快。但一个又一个工会组织的建成，并没有将工人带领到争取政治权利的道路上，仅仅满足于帮助工人讨要工资，争取一点微不足道的福利。

为什么呢？第一，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地方，资产阶级的力量更强大，并作为统治者牢牢掌握着暴力机构；第二，大部分工会组织被进步党控制，而进步党是财阀走狗，坚决走改良路线。

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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