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到二○八年，前后凡十九年。这十九年里，中国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化成了大屠场。董卓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西地区，袁绍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东地区，还有其他大豪强以至各地方无数小豪强，无时无地不在混斗相屠杀。下列诸例说明战争大屠杀以外的一些小屠杀。刘表占荆州，地方上宗贼大起。刘表诱斩宗贼头领五十五人，地方立见平静。所谓宗贼，就是土霸豪酋胁迫同姓人及附近农民据地做盗贼。刘焉占益州，杀州中著名豪强十余人。这是外来豪强镇压本地豪强的一例。公孙度占辽东，灭郡中名豪百余家。这是本地下层豪强得势对士族进行报复的一例。公孙瓒占幽州，杀害士族，信任下层豪强。理由是衣冠士族自以为身分应当尊贵，不知感恩，下层豪强被擢拔，知道感激公孙瓒。这是士族豪强结合下层豪强压迫士族的一例。汉献帝自长安逃出，路过安邑，垒壁群帅都来求官号，这是小豪强到处筑垒立壁，割据小块土地，希望依附大豪强的一例。以上只是举出一些例，远不是事实的全部。但也可以看出混斗的一斑。凡豪强所在，必然要兼并割据，也就必然要混斗互杀。以袁家为例，袁术因袁绍分得袁家大部分门生故吏，骂袁绍是妾生子，不算袁家人。袁绍大怒，使刘表斗袁术，袁术也使公孙瓒斗袁绍。袁绍的部属至少分成两派，袁绍死后，两派拥袁绍子袁谭袁尚动兵相仇杀。袁术战败穷困，投奔部曲将（带亲兵的亲信将官）被拒绝，袁术饿死。豪强对外部当然要混斗互杀，对内部也一样要混斗互杀，一句话，豪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混斗杀人。人民极大部分被杀死饿死了，一部分流亡到较安静的地区或逃出边境，没有武力的一部分士族也离开本土向外地流亡。

十九年豪强大混斗的过程里，人民要求统一的意志仍在发挥它的伟大力量，那些割据势力逐步被克服了，社会依然向统一的方向前进。代表这个统一趋势的重要人物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家）被士族称为“乱世之奸雄”的曹操。这当然不是说曹操不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大屠户，这只是说他用来进行战争的政治军事方针，客观上符合于统一的趋势，因之他成为当时最大的胜利者。

曹操是曹嵩的儿子，出身在宦官家庭，不列于士族。起初做小官，汉灵帝末年，曾镇压过颍川郡黄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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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 资料背景 (第1/3页)

东汉三国分裂时期政治概状

士族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下层豪强和所谓微贱人；士族中所谓望族的高级豪强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地位较低的豪强；每个高级豪强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其他高级豪强。被排斥者也都想独占或分得政权，坚决排斥他们的对方。豪强们互相排斥，造成战争无限残酷、秩序极度破坏、户口可骇地耗损、生产剧烈地衰落的分裂局面。地主阶级的豪强，在西汉后期以来，逐步扩大并增强着他们的割据势力，到了这个时期，他们有足够力量足以实行比以前任何时期更猖獗的罪恶行为，短促的前段十九年中，把两汉四百年积累起来的社会各种财富极大部分都化为乌有。

董卓是凉州的下层豪强，他的部属都是些地方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董卓为首的一群极端凶恶的豺虎盗贼是最野蛮的破坏者。当时人口、文化、财物最集中的洛阳和较次的旧京长安，都被这群野兽彻底地毁灭。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就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要做皇帝。各有企图的广大士族，朝官以用计谋的王允为首，外官以号召发兵讨贼的袁绍为首，呼应起来反对董卓。董卓在士族的压力下，用无法形容的残暴手段来对抗，同时从洛阳退避到长安，又从长安退避到郿坞（离长安二百六十里）。坞高厚都是七丈，坞内藏谷够三十年食用，金二三万斤，银**万斤，上等衣料堆积象小山，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居无忧。一九二年，王允杀董卓。董卓部属李催（音决jue）郭氾等人大杀王允和朝官并屠长安城，老少不留。这群野兽又互相混斗，关中人民几乎被杀绝。一九六年，汉献帝带着一些残余的朝官从野兽群中逃出，回到洛阳。朝官很多饿死或被兵士杀死，汉献帝又失去了这些拥护者，皇帝的名号更空虚了。

袁绍为首的一伙所谓勤王将领，和董卓的一伙同样是割据混斗的野心家，同样是残酷地屠杀人民的豺虎盗贼。袁绍家接连四代有五个人做三公，在士族中是最高级的望族。袁家门生故吏遍天下，结合成一个最大的私人团体。当袁绍号召起兵讨董卓的时候，各路大豪强就开始了割据混斗。袁绍弟袁术占南阳，刘表占荆州，公孙度占辽东，袁绍占冀州，公孙瓒占幽州，刘焉占益州，曹操占兖州。董卓被杀以前，这些所谓讨董卓的“义兵”，已经这样割据混斗起来或准备割据混斗。董卓被杀以后，袁绍凭借袁家势力，在多次残酷的战争中，占有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者。袁术也凭借袁家势力，据江淮间地，自称皇帝，建都寿春，成为南方最大的割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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