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乡从道与部队在长崎港待命时，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表示反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并且禁止本国租用船只给日本，日本政府因此下令暂缓出兵。

但西乡从道说：“延迟出兵将会有损士气，如果政府强行阻止，我愿退还天皇的全权委任敕书，以贼徒之姿直捣生蕃的巢穴，绝对不会累及国家！”同在长崎的大藏卿大隈重信苦劝不成，只好电告中央：“士气强盛，其势难止。”西乡从道随即命令部队陆续出发，而他的行动后来获得中央的追认。此举史称“西乡大暴走”，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原型，亦即军事的先行和政治的追认。

日军于该年五月在社寮（今屏东县车城乡社寮村）登陆，攻击以牡丹社为主的原住民部落，随后在龟山（今车城乡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附近）长期驻扎。

随后华军出击，轩建章就是那次和西乡从道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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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日本征韩。

日本也积极准备征韩。但是西乡从道要进攻台湾，与列强矛盾，他和哥哥都反对征韩，这是从日本自身利益出发，不愿受列强控制，要夺取琉球和台湾。

尽管从本质上侵韩、侵台都是入侵中国，但是从利害关系上讲，侵韩是列强把日本推向侵中治俄的大陆政策，而侵台南下的海洋政策威胁了列强的海上利益，是向南洋列岛发展，也是军国主义派阀的两大基础政策，西方列强支持大陆政策派，海洋政策主要是亲华和攘夷派支持。

明治维新时期，社会结构重整，众多士族（旧武士）失业，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各地陆续出现士族叛乱事件。明治七年（1874年），九州岛发生佐贺之乱，虽然仅十余日便被弭平，但日本政府为安抚反抗意识最强的萨摩士族，以及下野隐居的西乡隆盛，故特意任命西乡从道为中将台湾蕃地事务局都督，买了两艘商船装上炮冒充军舰来运输，领兵三千余名前往台湾南部攻打原住民部落，并企图建立殖民地。日方史称“台湾出兵”（中方称为牡丹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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