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崛起

〖甲午崛起〗

【1287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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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婚事虽然在上流社会受到非议、讥笑,被认为男女双方在各个方面都不门当户对,但迪斯累里夫妇却非常美满地一直生活到白头偕老。

迪斯雷利在议会里的活动是从领导青年英国开始的。1841年大选后,罗伯特·皮尔组织起他的第二届保守党内阁。迪斯雷利未能入阁,对皮尔十分不满。这个时期,他在下院领导了一个名为“青年英国”的托利党人小集团的活动。这个团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三个年轻人,迪斯雷利是它的真正领袖。

“青年英国”的宣传,美化中世纪封建社会,主张恢复贵族的一切特权。为了欺骗群众,他们在议会里蛊惑人心地宣称他们赞同保护童工的法案,反对压迫爱尔兰等。

实质上“青年英国”的思想反映了土地贵族对工业资产阶级势力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他们既反对皮尔政府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让步,也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所以马克思贴切地指出,“青年英国”所主张的是“封建的社会主义”。1844—1847年问世的迪斯雷利的三部曲《康宁斯比(年轻的一代)》、《西比尔(两个国家)》和《坦克雷德(新十字军征伐)》中,就通过文学语言清楚地表达了“青年英国”这种观点。《西比尔》一书更直接写道:“我的愿望是亲眼看到能重新有自由的君王……‘青年英国’认为工业城市、矿山、……工业化给人民带来了苦恼、贫困”。

由于没有群众基础,“青年英国”在组织上很快趋于瓦解,到四十年代后期,这股反动思潮就成了历史上的陈迹。

1859年,迪斯雷利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新的选举改革法案,要求扩大选民人数,把农村租地经营者的选举资格由50英镑降低到10英镑,目的在于争取这部分人的支持。但是,保守党议员认为这个要求太过份,而自由党人还感到不满足,法案因而未能通过。

1867年2月,迪斯雷利吸取了1866年格莱斯顿失败的教训,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又提出了一个比自由党1866年法案稍进一步的新的议会改革法案。议会于1867年8月通过。新法案规定。在城市里,凡交纳济贫税的房主和每年支付不少于10英镑房租、居住期不少于一年的房客都有选举权。在各郡,年收入不少于5英镑的土地所有者和年支付12英镑地租的租地经营者都得到了选举权。一部分熟练工人也取得了选举权。新法案使选民增加了一倍,达到250万人。

1867年议会改革的成功,不仅巩固了保守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威望,而且使迪斯雷利个人的声誉大增。

1868年2月,德比因病去职,迪斯雷利就接替了首相职位。正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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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法的废除,促使迪斯雷利和皮尔最后决裂。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经济飞速发展。资产阶级要求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皮尔政府在自由资产阶级推动下,决定放弃保护关税政策,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开放粮食的自由贸易。

这一决定引起了托利党人的强烈不满,迪斯雷利借机在下院组织起反皮尔内阁的反对派。发表了一系列雄辩的演说反对皮尔,皮尔心灰意冷,辞去职务,内阁也随之倒台。

1848年,迪斯雷利正式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逝世。

迪斯雷利担任党领袖的初期,保守党不仅四分五裂,困难重重,而且正面临一个大转变的新时期。

从国外回来后,迪斯雷利决心竞选议员。1832年初,他搬入了伦敦西区(资产阶级聚居区),开始出入豪华府邸,走访政界知名人士,出版他的新作、传记体小说《康泰利尼·弗来铭》,展开了积极的竞选活动。迪斯雷利在思想上倾向于托利党,但当时正值1832年第一次议会选举改革前后,辉格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居优势。这使他左右为难。

审时度势,迪斯雷利决心以独立的激进派面目出现。他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说:“我不管什么党不党,我是没有党的依靠,独立站在这里”。又说:“我也是保守党,保守我们制度中一切好的;我又是激烈党,革除一切坏的”。

但是,没有明确的党派背景,毕竟得不到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他最初几次在家乡附近外康布城镇的竞选活动都遭到了失败。

1835年迪斯雷利加入了保守党,但直到1837年他第五次竞选时,才在温德汉·列维斯帮助下,二人一起作为肯特郡梅德斯通的保守党议员进入了议会。

不久,列维斯去世。1839年,迪斯累里同列维斯的寡妻、比他大12岁的、有钱的玛利安娜·伊万斯结了婚。

到十九世纪中叶,托利党已经采用“保守党”的名称,组织上也已经扩建成有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全国性大党;但是在政治上还没有完成适应新形势的转变。

英国保守党的政治路线已经不能满足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已经大发展的新形势下的新需要。

从1846年皮尔内阁倒台到1874年迪斯雷利组阁的近30年间,保守党仅有三次机会执政(即1852、1858—59、1866—68的三届德比-迪斯雷利内阁),时间总共不足5年。

为了摆脱困境,迪斯雷利提出改造保守党的纲领。主要是两点:对内推行比较积极、灵活的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改革;对外则肩负起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使命。

由于德比伯爵爱德华·史密斯-斯坦利的健康状况不佳,三届内阁的重担主要是财政大臣迪斯雷利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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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册子。父亲的一位朋友出版商约翰·马雷欣赏他的才能,约他合资办一份日报,取名《代表》,他慨然应允。不料半年后公司破产,迪斯雷利负了一笔巨债,这成了他整个前半生背上的一个沉重包袱。办报也成了空谈,为此还同马雷发生了争吵。

投机事业受挫后,迪斯雷利继续从事创作。1826年,他的一部匿名中篇政治讽刺小说《维维安·格雷》问世。小说攻击马雷,他本人的作者身份也很快被戳穿,因而遭到马雷和文学界朋友们的冷遇。这一系列变故,对一个初出茅芦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不堪忍受的沉重打击,他已接近精神失常。为了恢复健康,他到意大利、瑞士旅行,养病期间,又撰写了《波帕尼拉大尉旅行记》、《年青的公爵》等作品。

1830—1831年,迪斯雷利到地中海沿岸和近东国家进行了一次长达16个月的旅行,游历了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

这次旅游,在迪斯雷利的生活道路上具有转折的意义,他的健康完全恢复。在国外、尤其是近东的访问,引起了他对政治、外交的浓厚兴趣,深感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投身于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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