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克服上述缺陷，人们正在不断探索更为综合的幸福指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受到佛教国家不丹启发而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GNH）。不丹研究中心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并应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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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调查中的得分较低（仅排在第56位），但是其原因之一是大多数韩国人勤奋工作，为了家庭成员牺牲了自己的福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得分更低，并列第81位，其原因也是类似的）。

韩国人没有选择更轻松惬意、更无忧无虑（即更为自私）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应该被扣分吗？

加拿大和美国得分很高（分别排名第8位和第14位），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的是环境上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对这种方式感到非常满意，那么他们的得分还应该这么高吗？

又有多少美国人或加拿大人担心过，如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至与他们的消耗同等的高度，自然界将面临严峻挑战呢？

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类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LifeIndex）衡量的是主观幸福程度。该指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3：完全没有将社会和伦理层面的考量列入指数体系。再次强调，“个人主义”的偏见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依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会有悖于道德。

第七百一十七章 幸福指标 (第1/3页)

除了GDP，另一个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各类“幸福”指标。

设立幸福指标的目的，就是为了更直接地衡量福祉水平。自由和财富可能是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后者才是最终目标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询问受访者有多幸福，再比较各国人民的幸福度呢？然而即便这么做，也无法克服其他指标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偏见。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通过询问受访者“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是否充分休息、受到尊敬、没有痛苦、时常思考——来让他们评估自己的总体生活满意度1，但是这种方法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和伦理因素。

在调查中，以色列再次得到高分（位列第8位）。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在以色列压迫邻国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人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同时，以色列人是否真能问心无愧地享受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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