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明鹿鼎记〗

【0353 吴襄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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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占山东之后,满清统治者任用前明官吏消弭动乱,恢复社会秩序和帝制文官系统。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里,逃难到南方的士绅回到家乡,获得宽宥,并恢复了原来的财产和身份。

而运河贸易和水利基本设施的恢复,也促进了地方城乡社会的安定。

清廷还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科举考试以换取士绅的支持。

士绅需要秩序,其实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象征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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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秩序就是不能太狠的从韦家庄周边的地主们身上挖肉,毕竟他要发展,需要和这些人打交道,需要这些人的扶持,就像他将天地商号的销售部分打包形成股份有限公司,将原先韦家庄四个里的大大小小的里正甲长们都拉拢到身边,只是杀掉了其中最顽抗的几个人而已。

韦宝面对的情况,其实和李自成,和建奴政权,是同样的。

这次聚会,主要是为了召集那些曾经就读于山海书院的富家子弟联络感情,至于要如何做,韦宝之前就已经有构想了,此时又在房里,边抽烟,一边默默完善了一遍,觉得可行。

清朝的团练定制于雍正初期,官方叫法是拣选民壮之制。

各省州县例设民壮五十名,每不足额数馀亦仅供杂役。刑部尚书励廷仪奏请团练民壮,令各州县拣选民间壮丁,务足额数实,给工食分派学习鸟枪手二十名、弓箭

于是,不难理解在晚明士绅社会里发生的许多富有革新性的事情,何以没有导向任何结构性的、实质性的变迁。

明清王朝更替最终也无法跳出传统意义上“王朝循复”的窠臼。

在这个公式内,满清政权也完成了从一个暴力闯入者到一个帝国制度传承者的角色转换。

韦宝觉得,自己现在构想的势力扩张,也跳不出这个框框,就算自己是辽西本地人,在辽西地面上的扩张,稍微有点牌面,不会像建奴们的嘴脸那般惹人天生嫌恶。

但利益扩张的本质是一样的,自己必须遵守秩序。

韦宝很清楚,不就的将来,不出十五年,大顺政权就能几乎一夜间控制大明北方。新政权旋即派军沿运河南下山东西部,明朝的地方政权望风披靡。

韦宝在想着今天怎么组织这次山海书院同窗会聚会的同时,想到了原来在上一世,看到的一则历史故事。

大顺军甚至可以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在南北漕运中居于中枢位置的运河都市济宁。

大顺官员看到了济宁的富庶,对城里不愿输纳的富户加以苛刑。

逃出城去的士绅开始酝酿重新纠集溃散的九营民兵和明政府散兵,形成对济宁城的包围。

士绅对政治权力,或者说稳定的国家权威的依赖,决定了他们在政权和士绅关系中温顺和合作的终极立场。

总的说来,尽管满清征服者与汉族合作者之间存在所谓正反交杂的双重矛盾心态,彼此还是取得了某种相互适应。

前者需要后者的帮助用儒家符号去统治中华帝国,后者依赖前者的力量获取和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并施展政治抱负。

在这种有博弈色彩的交易中,满清统治者恢复公共安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准许士绅的权益,重建他们通向仕途的路径。

士绅对帝国权力的依赖揭示了他们独立自主性的缺乏。

在满清征服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士绅选择顺服异族占领者并与他们合作,一反稍前他们对待大顺政权的排拒态度。

其实大顺军乍至之时,济宁及山东各地大都没有马上发生激烈对抗,但当士绅、富户的财产、权利、地位和社会秩序被践踏时,出于对“割富济贫”的恐惧,他们开始反抗,驱除了李自成的农民武装。

相反,在清初,士绅所希冀的秩序和特权,却得到满清新政权的认可和保证。

改朝换代过程中出现的政权空白加剧了治安恶化,山东西部饥民结伙成寇,严重地威胁了士绅—地主阶级的地方霸权。

孤立无助的士绅与李自成、地方土匪发生冲突,而清政权却是以他们的救星面目而出现的。

占据济宁城半月的大顺首领对每况愈下的局势愈来愈局促不安,在五月十一日命令所有停留在城里的士绅到城隍庙集合,以便监控和进一步勒索。

士绅们在通向城隍庙的路上有意放慢步伐,密商对策,一面赴庙,一面密传四关乡兵头目与城中士兵之解事者,谋求里应外合抗敌。

兵勇乔装潜入城中,在居民中鼓动、领导公开暴动。

形势陡然逆转,至午夜大顺军全部被歼。

士绅举行了祭奠崇祯皇帝的仪式,同时发牌各州县,擒拿伪官,传檄各路,号召忠义。

儒家大师们觉得,这不就是换个东家么?通过科举当官咱们还能和从前一样,至于玩命么?

从魏晋的坞堡主,元末的汉人军头,明清的地主武装,乃至民国的保安团,一脉相承,他们不关心谁当皇帝,不关心谁当老大,谁是什么正统,他们只在乎哪个东家能维护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士绅儒生们对抗李自成还是很给力的。

至少韦宝看来是这样。

目前的大明,各种势力殊死较量,政权戏剧般转换。

几天内附近的多数地方政权纷纷回到忠于明王朝的势力手中,不久,大顺政权在山东土崩瓦解。

前明官吏和地方士绅在各地建立起基层政权,恢复社会秩序。

阶级决定立场。

流贼动了儒家地主们的利益,李自成居然还抄士大夫的家,地主士绅们自然是和李自成不共戴天。

至于清军入关后么,与反抗李自成剥夺他们的特权、家产的归旨一致,士绅指望满清征服者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新的统治秩序里寻得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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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自己的利益。

在原本的历史中,李自成在北京抄了士大夫的家,儒家大师们自然和流贼势不两立太平兴国信基督教,这是断了地主老财们的根,地主阶级的最典型特征是什么?就是他们受过教育,都是儒家信徒。

儒家大师们和圣人们还不抄家伙和洪秀全干上。

清军入关后,任用前明官吏和地方士绅来消弭动乱,恢复社会秩序和帝制文官系统,开科举来保证士大夫的特权和地位,士绅所希冀的秩序和特权却得到满清新政权的认可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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