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石头神的集会对于民生和统治尚无大碍，官方只是观望、督查，以无为而治的方式尽力将其掌握在可控范围中。

这种无为之举何尝不是一种默许性的支持，也是某些民间祭俗得以生存与发展下去的主要原因。

如何协调官意和民情，乃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必修课。

既然地方祭祀是官、民双方沟通、互动的一种方式。

那么用恰当的方法，利用或限制禁止各类不同的民间祭祀习俗，以保证地方稳定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刘曜在想出“万家祖庙”之前，曾对两汉时期的官民间有关祭祀的互动，做过深入的了解。

他甚至由此总结出了“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的治政理念！

政事堂颁布的政令要求，对于那些并不妨碍施政的民间祭俗，各地官员需要充分化用，将其变成处理公务的重要手段。

前文提到的立祠祭礼良吏的官民祭祀习俗，要给予保留，但祠堂不准另外选址建立，必须在官府指定的庙宇之中塑造。

这个官府指定的庙宇还不是万家祖庙，而是文武祠！

对于其他有碍国家利益、为害民生的民间私祭，地方政府一律给予打击、禁绝。

如东汉时期宋均上任九江郡太守，发现辖内浚遒县民众受巫士的蛊惑，岁献良家男女作公妪祭祀唐、后二山神，以致民间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他下令“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在巫叩头谢罪后，“乃杀之，是后遂绝。”

又如会稽太守第五伦对当地淫祀无度的现象，采取“移书属县、晓谕百姓”和“敕之愈急”恩威并施的办法，经过激烈的斗智斗勇，最终使人人相畏的私祭“遂断，无复有祸祟”。

当然，对于不害民生、无伤于地方政府权威的民间祭俗，则采取不加禁止甚至适当保护的措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汝南石贤士神祭祀的态度。

针对这种祭俗信仰，当时的地方官府只是派“尉部常往护视”，维持现场的治安。

文武祠是相对官方“文武庙”而言的民间祭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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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万家祖庙 (第2/3页)

，冲击到官社的主体地位，故受限禁。

《汉书·五行志》载有一个学界熟知的个案：“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但禁令下达后，个别地方仍有抵制的情况，如“山阳囊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

除了禁止私社外，官方所立的官社祭祀在地方政府主持下仍施行于民间，史载：“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

这种官方祭礼意在引导民众，限制私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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