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民进来，旁边人都跟他打招呼。前面说了，北京站俩派出所，这边是铁路的，马天民是治安的。他来，属于兄弟单位来人，虽然这兄弟单位没事儿一天来三回，赶上聚餐说不定还带来俩联防，那毕竟也是兄弟单位，跟自己内部的不一样。

这一不一样，那位“安书记”误会了——一他以为来的是领导。

只见这位“呼”一下站起来，对着马天民“扑通”就跪下了，“当当当”磕头，嘴里说什么却是含糊不清，大意是警察同志求你了，帮我把钱找回来吧，把姐夫他们都抓起来……

马天民赶紧扶他，心里倒吸一口冷气：以他的经验，这人要是哭，问题还有的商量，最怕的就是这种不哭，车轴汉子看着你两眼冒火似的，一磕头满屋子闹地震的主儿。

“他丢了什么？”马天民问所里的民警。

所谓“康拜因”，是一种大型农业机械，能耕地、插秧、播种、洒药、收割，除了没有GPS以外，一切都和这种怪物差不多，是东北农民干活的好家什儿。

我国最初的“康拜因”来自前苏联。后来，美国红色农业专家韩丁到中国，推动的三件农业大杀器——“康拜因”、喷灌和免耕法，此物排名第一。

被两个超级大国推崇的这种东西，究竟何种形象呢？

说起来神秘，其实这东西的构造并不复杂，一个拖拉机，带着播种机就能干播种的活儿，带着收割机就能干收割的活儿，和玩具市场流行的变形金刚异曲同工，可以极大程度地代替农民的手工劳动。现在有的材料把“康拜因”只称为“联合收割机”，好像是有点儿片面化了它的能耐。

多说一句，既然如此好，“康拜因”怎么只在东北使用得多呢？

这不奇怪，康拜因虽好，但也有缺点：第一，它横行无忌，故此只适用于大块农场，碰到小地块或者梯田这种地貌，它就无能为力了；第二，它需要在田间预留行进通道，对于惜土如金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个令人心疼的浪费；第三，它毕竟是机械化作业，比不得我国农民的传统精耕细作，是要有点减产的。

老萨怎么知道这些？很简单，萨娘当年就是干农机的嘛！那时候萨娘刚调回北京不久，三十几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她的同事也差不多。虽然“十年浩劫”让大多数人生疏了业务，但一旦投入工作，这帮中国人的本事即便是作为朋友的韩丁也没想到。比如韩丁带来的脱粒机，核心部件是个满身是刺的钢辊，这边进去老玉米，上面的玉米粒立即被钢辊上的尖刺抓住，那边出来就是玉米豆和“剥光”了的玉米秸，端的神奇，不过售价也让人吃不消。这种带钢刺的辊子在我国没有生产设备，看来不得不进口美国的了。结果萨娘他们弄了个黑铁轴，叫个焊接青工不断对着上面点焊，一点就是一个尖刺，一会儿功夫就把美国带专利技术的玩意儿给做出来，造价等于进口的千分之一。韩丁先生抱着这铁辊转了三圈，差点儿拿那狼牙棒似的玩意儿砸自己脑袋。

不过，别的东西可以因陋就简，康拜因最关键的部件——拖拉机却不能，这东西只能买正牌子的。

要说现在，如果需要，只怕卖豆糕的都能兼营拖拉机。商品经济中，什么赚钱大伙儿做什么，天经地义。但是在八一年，拖拉机绝对属于供不应求的商品，那玩意儿有钱买不到。

那时候你要买拖拉机，是要一机部批条子的。

农民们对买康拜因非常支持，纷纷表示可以出钱。身为党员干部，安书记最受信赖，负责去找门路，买拖拉机。不能不赞一句，1981年的党员干部，还是很有威信的。

安书记，工作勤奋，待人公平，在勃利这地方深孚众望，也是个能人，但等到了牡丹江，可就心有余力不足了。走组织程序，那还不得猴年马月？

当时的干部，腐败不是问题，僵化是问题，拖拉机在库里，审批手续不全，就是开不出来。

跑完了牡丹江跑哈尔滨，一无所获。这拖拉机，上哪儿买去啊？安书记可就犯了愁。这时候，要真能拿俩钱润滑一下，未必不是好事儿呢。

这人要是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不免见人就叨唠。在去沈阳的列车上，安书记碰上一个姓齐的小伙子。听到安书记的苦恼，小伙子说你别急，我认识一个姓葛的兄弟，特有本事，说不定，就帮你给解决了。

“兄弟，那敢情好，可让我怎么谢你呢？”安书记万分高兴。

“成不成还两说呢。”小伙子显得挺实诚。

到了沈阳，小伙子带来了他的朋友。一聊之下，这位姓葛的朋友说拖拉机有啊，直接去北京吧，我姐夫就在北京一机部工作，你们跟我走吧。

后来参加破案的警察说，这安书记最大的问题是半辈子碰上的都是老实人……

这能算问题嘛，老萨这半辈子碰上的也是老实人居多啊。

警察同志说还有半句呢，加上那时候就八个样板戏来回演还没互联网。

就八个样板戏，里面人物都跟脸谱似的，可怜安书记在勃利半辈子，也不知道天下骗子长什么样。要搁现在，别说被骗了，心眼稍微不活泛的外国骗子到中国来，能扛住诱惑不买仨拐带回去就算他有定力。

2.“教授”破案，可比“重案六组”的狠

安书记跟着姓葛的到了北京，果然见着了他姐夫。姐夫上衣兜里别着一支钢笔，一看就是大机关出来的。

别看是大机关出来的，对农民一点不嫌弃。姐夫很耐心地听安书记讲这档子事儿，说我们有政策要支持边疆农民的，你不要担心。

但是，申请批条总还得些时日，人家说了，让安书记回家去等。

这样，安书记老老实实就回去了。用他自己的形容，那心里头有点儿期待，还有点儿焦急。

既然这样，咱安书记怎么又站马路牙子上了呢？

说来话长。终于有一天电话来了，那个姓齐的打来的，让安书记到沈阳。告诉他批条已经拿到了，到北京提货，国家统控物资，紧俏商品，不来拖拉机就得给别人，过时不候。

安书记急三火四，带着钱就去了。先到沈阳，约定一个饭馆请齐和葛——帮这样大的忙请人家吃饭是应当的。吃饭的时候，葛把姐夫邮寄过来的批条拿出来，盖着大红公章呢，安书记当时一颗心就放肚子里了。

接着，安书记去北京，到招待所住下，姐夫来了，俩人寒暄，安书记感谢，姐夫说将来到勃利去玩要你多照顾。安书记说没问题，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地造……

后面？后面俩人去看货，定下了要哪台，回到火车站前头，找了个饭馆吃饭。吃饭出来，姐夫说你买拖拉机的钱呢？

安书记赶紧把装钱的书包拿了出来，姐夫把手里的烟头一甩，潇洒地接过书包来，说我得赶紧把钱交财务去。你看，怕你着急，发票都提前给你开好了，你拿着。哦，一机部大楼你没有通行证进不去，你在这儿等着啊，别离开啊，我交完钱拿了提货单，咱们去取拖拉机……

安书记拿了发票，就乖乖地站马路牙子上头了。

说得热闹，这案子多少钱呢？

一万多块。

嘿，那位说了，一万多块？要是在五环路以里买房连一平米都不够，这算多大的案子啊……

80年代初的一万多块，在北京是大案要案的范围。

说三个事儿，您就明白80年代初的一万多块值多少了。

第一件事，1985年左右，我家一个老邻居去世，留下一千多块遗产，几个子女打得跟范进中举似的，差一点儿动了刀子。

第二件事，破获本案的干警，级别最高的一位，当时月薪43块，这案子的金额，够他不吃不喝攒30年的。

第三件事，本案主犯，最后是给毙了。固然因为其中有别的案子牵涉，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万多块的金额，当时是很重的砝码。

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案子派出所根本就没处理，直接交给了市局二处。

市局二处何许人也？

按一位梁家园的老大形容，90年代发生一个凶杀案，报上去后二处来人勘查现场。中间有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女警官，齐耳短发，斜叼一根烟不点，笔记本计算机往膝盖上一放，那边汇报勘查结果，这边“噼里啪啦”报告就出来了。打到中间有不清楚的地方，小女警把烟往耳朵上一夹，过去掰开死者口腔上上下下看明白，然后擦擦手接着打。一晃眼的功夫，那烟，又叼上了。

办了20年案子的老民警，有看傻了眼的……

照这位老大说，那气质真是活像电视里的女捕快，威风直追“炮局四大姑奶奶”——一看就是二处的种儿。

二处，专门负责北京市凶杀、强奸、抢劫等重大案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支精兵队伍，其他部门对他们算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这帮人的确能办案子，恨的是这帮人装备好、手眼通天，什么案子到他们手里，别人就只有协办的份儿了。

这一次，二处来的倒不是哪位姑奶奶，来的这位探长在北京警界里绰号叫“教授”。

“教授”，听着新鲜？您别觉得新鲜，警察里头的外号你想不到有多洋气，有一位80多的老大，当年居然叫“柯南”……

“教授”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后来真的当了教授，在公安大学讲刑事侦查学，也不知道老爷子如今退休了没有。

办“林海雪原”这个案子的时候，“教授”还不是教授，但已经教出了不少学生，这个案子的细节，就是从“教授”的一个学生嘴里掏出来的。这位如今的刑侦专家，谈起老师来佩服得五体投地。

何也？

他跟“教授”学徒，还是在70年代。第一次接触，是因为一起跟踪追击的案子。公安机关接到消息，有一名杀人犯潜入北京，住址不明，但他哥哥正从外地赶来与他会面。

有了这个线索，跟着案犯的哥哥走，顺藤摸瓜，显然是非常好的办法。

在当时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只能靠人跟了。但是，案犯的哥哥也是劳改释放分子，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跟踪，切不能打草惊蛇。

于是，一帮菜鸟就只能当看客。“教授”骑一辆自行车，亲自出马跟踪。

也就一天，跟上，找到窝点，破案。

案犯的哥哥十分疑惑：我已经非常小心了，反复注意身后，确实没人跟踪我，怎么还让人给端了呢？

开总结会时“教授”说了自己的做法：“也是我运气，他一出门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大喜天赐良机也。我骑车跟上，他下车奔窝点，就掏呗。”

“那他怎么没发现你跟踪他呢？”

“很简单，我不在他后面，而是在他前面啊。”

原来，看到跟踪对象上公共汽车，“教授”立即加快速度猛蹬自行车，先到下一站站牌前面十来米处等着，看到下车人中没有跟踪对象，再立即接着快蹬赶向下一站。跟踪对象只考虑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自己，做梦也没想到人家是在前头！

要不是公共汽车，这个战术就没法用了。第一，你不知道它往哪儿开，不可能到前面等着；第二，你不知道它会不会中途开门，把人放出去；第三，如果不是公共汽车每站必停，“教授”累吐血也追不过它啊。

从汽车上下来的跟踪对象，确认车上、车下没有跟踪的，所以很放心地前往窝点，结果轻易被抓。

接着说，“教授”接了这个案子，安书记把情况叙述一遍，事情很快就有了大致的轮廓：批条，假的！发票，假的！一机部查无此人，去看拖拉机……

那拖拉机是铁路货场里等着运输的，他们就在铁丝网外头看看，说这个拖拉机行吗（警察说了，你倒是进去看看啊）。案犯利用了安书记他们急于买拖拉机和信任公章的心理。

侦察员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诈骗案，但作案手法纯熟，应属屡犯。

齐、葛二人的家应该在沈阳，而那个姐夫的家是在北京，并且离北京站不远。

其实，一开始，就错了方向。

侦察员向安书记问案件过程，“教授”是从另一个案子现场赶来的，到得比较晚，拿了根烟在旁边听——当时二处的编制是一处分十组，“教授”是其中一组的组长。

现在一说《重案六组》大家都知道，当初二处的确有个六组，不过这真实六组的案子没法拍，因为他们对口的案子都是杀七个宰八个的，太血腥，对社会影响不好。我看倒是“教授”他们这边好一点儿，安书记虽然急得半死，到底不是没出人命吗？

那位给“教授”当过学生的老侦察员听了脸上变色，说分工哪儿有那么明确的，这跟挑西瓜不一样，赶上什么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最拿手的，其实是破碎尸案——北京第一起远程碎尸案，就是“教授”带人破的。那案子，可比六组的狠，啧啧，你等我给你找份材料看看啊……

说着，就开始找。

看人家忙活，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情。

有一次碰上作家黄晓蜂，说他写129师骑兵团写出个麻烦来：《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成书之后，有人告诉他北京军区有一位老领导到处拍桌子找一个叫“黄员外”的，也不知道要干啥。老黄一听这老爷子的名字就有点儿含糊——这老爷子的大名在129师骑兵团如雷贯耳，冀南突围的时候抡马刀追着鬼子骑兵砍出好几里的主儿，据说脾气暴得很，跟唐朝那梁建方似的，他找我干吗？总不是有双胞胎闺女要嫁我吧。

可是又不敢不见，人家威望在这儿呢，以后说句话全国的骑兵见我就拿刀砍，我还活不活了？

见面，老爷子果然暴得很，三句话没说完就奔正题：那谁谁谁明明是我一枪放倒的，你娃怎么给安老刘身上了？

是这件事儿啊，老黄赶紧解释：这是为了突出重点人物，所以把几个人的事迹放在一个人身上了。给您道歉，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不然，这书就写散了……

一边说一边纳闷：那谁谁谁也不算什么大人物，一个小情节而已。这样的主儿你干了也不是三个五个，毙也就毙了，60年了还死揪着他不放干什么？

说了半天，老爷子才面色稍缓，算是认可了。末了冒出一句来：“就是嘛，那是我们四连干的，怎么能算到一连头上呢？”

“嗯？！”老黄这才恍然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忌讳——129师骑兵团里，一连和四连是最能打的两个连，两个连打起鬼子来生死与共，可下了战场不但连长战士见面要杠肩膀，连四连的马看见一连的同行，都要咬两口。

都60年了啊！

老黄说这事儿的时候，旁边正好有一个当过兵的，听着光“嘿嘿”地乐，下来说：“这样有荣誉感的部队啊，才他X的有战斗力！”

看这位老侦察员的架势，二处里边几个组，关系也跟八路的骑兵团差不多。

言归正传，“教授”听案在二处出了名的文明，一根烟点着，似睡非睡，干警跟他汇报也是这个劲儿。换张良基……有人背后说张局那嗓门不叫嚷，叫“咆哮”，隔两层楼茶杯都能让他震得蹦起来。

但是“教授”可别说话，他一说话就有人要倒霉……

你说你不在现场，那拿XX的内裤套脑袋上做鬼脸的是谁啊？这是嫌疑人要倒霉了。

档案室下班了你就回来了？你怎么不给他们管理员打电话让他过来？你还知道自己是当警察的啊？这是侦查员要倒霉了。

这回，安书记案情说得明白，有警察已经开始低声归纳结论了，“教授”听着听着忽然冒出一句来：“现场勘查了吗？”

现场？这案子有现场吗？周围人都一愣。

“教授”二话不说，拿起衣服就往外走：“就他（一指安书记）站那地儿，我去看看。”

北京站的马路牙子，千人踩万人过，这还能勘查出什么来？有侦察员赶紧跟上，满脸的不解。

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儿粗暴，“教授”微微一笑，说了一句：“我知道那地方，三不管，搞卫生的一天也不去一次，去碰碰运气吧。”

到了地方，过往的人只怕没一千也有八百了。洋灰地砖的地面，四面全无遮拦，照安书记说，和姐夫在这儿不过谈了几分钟，能有什么留下来的？

看到地面一片狼藉，不似打扫过的，“教授”吁了一口气。

跟着“教授”的侦察员脑子灵活，略一回忆，忽然心有所动。

就在这时候，“教授”已经取出镊子，从地面上夹起一个烟头来，仔细看过，点了点头，又叹了口气，拿出证物袋装了进去。

侦察员看看“教授”，瞳孔有点儿散大。

“教授”乐了：“你猜出我找什么来了？”

侦察员点点头，说，“对，我猜您是来找那姐夫扔的烟头，安书记不是说了嘛，姐夫把手里烟头一甩，接过书包来，说我得赶紧把钱交财务去。”

孺子可教也，“教授”乐了。别奇怪咱们警察这样说话，北京这地方是全国文化中心，警察碰上贼都会调侃几句。

我认识一位警官，当年抓过一个被通缉的唐山骗子。

两人遭遇以后，警官怎么看这位怎么像通缉令上的，基本确认后开始盘查。这位咬着后槽牙愣冒充北京扛大包的顶了七八个回合。为什么咬着后槽牙呢？不咬他口音就露了啊！

等到这位把“马家堡（pu）”念“马家堡（bao）”，照他的口音念马家pu准走音儿。警官说你念得不对，这位还硬跟警官讲理呢：“您不知道，北京还有一个地方叫马家堡（bao）……”

警官说，你把左边的鞋脱下来给我看看。这位就脱了，递过来给警官。

警官抄过鞋来，照屁股就是一下——我叫你还矫情，我住北京30年也没听说过北京还有一个马家堡（bao）！打你个朽木不可雕也的！

这骗子这才发现上了当，要打，这文文静静的警官翻了脸比土匪还狠；要跑，一只鞋没了，他又不是赤脚大仙！剩下的只能用唐山味普通话连连告饶：“达（大）哥，倭（我）错了，达（大）哥，饶了倭（我）吧。”

北京八九十年代的警风，这也算一个侧面。

但是，这侦察员挠头问道：可这地上这么多烟头，您怎么知道是这个呢……

是啊，这块地上足有一百多个烟头呢。

“教授”笑了，晃晃证物袋，说，就是它，因为我知道它跟别的烟头都不一样。

一百多个烟头，一抬手就把要找的那个找出来，警犬都没这个本事，“教授”难道比狗还厉害？

废话，“教授”当然比狗厉害！你换那狗上台讲个课给大伙儿听听？拿“教授”跟狗比，这怎么说话儿呢？

这事儿说来其实简单。那年头人都不富裕，一只烟要抽到手都捏不住才会丢掉。围棋名将过惕生先生还有个绝招，能把新烟和快烧完的烟头连接起来，喷云吐雾，仿佛不断。所以，无论比赛中抽多少烟，永远只有一个烟头。

这个古怪的现象曾令与他对阵的日本棋手百思不得其解。

而那个行骗的姐夫，拿到钱以后立即把烟甩了，正好抽剩一个烟屁股的可能性极小。在这一百多个烟头中，夹杂着一根只烧了半截的香烟，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教授”的注意。

“教授”人多谦虚啊，说，我这是运气，运气。

可不是，一百多个烟头里，只有一根跟别人的不一样，是运气；烟头落地，就把火撞灭了，没有继续烧，也是运气。

破案有时候是需要运气的，但是光有运气可不够。北京“炮局四大姑奶奶”，有一位专门给人看手相的。有一回看来看去，也没找到合适的，队长说看来是个新手干的，算了，找找别的途径。人家姑奶奶是个慢性子，抿着嘴琢磨半天，也没舍得把那指纹放下，说，那怎么成呢？我再找找呗。

半个月以后，姑奶奶拿着一份档案就来了：“您看，是不是这小子？”

一枚指纹，破获一起恶性杀人案件。

案犯正好留下过指纹，可谓运气好，但要是没有这么个慢性子的姑奶奶，也许，这线索就放跑了。

烟，不是什么特别的好烟，连过滤嘴都没有。“教授”看着烟头，苦笑着摇摇头。

助手问了，说这不是线索吗？

“是啊，”“教授”不情不愿地说，“可这线索一来，离破案就越来越远了。”

“为什么啊？”

“你说呢？”“教授”把烟头递给侦察员，意思是考考他。

侦察员左看右看，得出一个结论来：东北牌子，北京应该没卖过。

对。我估摸着，这姐夫根本就不在北京工作，这仨人都是从东北来的，在北京找人，没戏。

唉，您这可就武断了吧。侦察员大着胆子问道，一根烟头说明不了问题，也没准是别人送他的烟呢。

“你以为我是看见烟才这么琢磨的？那就是一个验证。”

“那……”

“四个人第一次出去吃饭，谁掏钱？”

“姐夫啊，他说尽地主之谊。”

“他们在哪儿吃的饭？”

“北京站口对面，一饭馆，我去看过，后来安书记请客，两回都那儿。”

“哦，本地人请客吃饭，有在火车站门口的吗？”

……

是啊，一般来说，无论哪个城市，火车站口的饮食都不太让人恭维。

一个细节可能是巧合，两个细节都对上，巧合的概率就不大了。

北京这边也留人查查，不过姐夫在北京工作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觉得，这仨都东北的，分头来北京给咱书记下的套，那查起来可就……“教授”摇摇头。别人越找线索离破案越近，他可好，把案犯追东三省范围去了。

这可怎么找啊？

“不过……”“教授”说了半截话，没往下言语。

后来谈到这案子的时候，“教授”跟侦察员说这是一教训，再多想一步就海阔天空，自己呢，多想了半步，没往前琢磨。

“教授”想的是：这仨小子可够胆儿大的，要是那安书记不上当，来回的火车票，可也不是一个小数呢。

这是怎么回事儿？案子破了，才恍然大悟：其实，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不管怎样，排查，与东北警方联系，找这三个人，工作开始进行，嫌疑人在划定……

可是，这种异地作案，蜻蜓点水式的犯罪，破起案来如同大海捞针，确实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首都警察虽然厉害也不是神仙，一来二去，一个月过去了，除了一堆结论被否定之外，没有任何进展。

安书记呢？

安书记是死活不回去了。

无颜见江东父老啊，那点儿钱，有一块的，还有五毛的，全村人家里能拿得出来的，差不多都在这儿了。灰头土脸地回去，老安不寻短见也得窝囊死。

警察也是讲情理的。北新桥有个侨办，是二处的协作单位，就把安书记放那儿了。白吃白住，算起来，一个月也不少钱呢。

谁叫人家在北京让骗子给骗了呢？那时候这样的案子不多，警察们还有点心存歉疚的意思。

问题是，安书记并不是很领情，每天吃完了饭就蹲在门口等警察，眼睛越瞪越大。半个月以后，就奔铜铃那么大去了。

侦察员们隔三差五去看一次，都有点儿含糊，有人说这老头别是要出事儿吧。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没过两天，忽然有人打电话到二处来，点名要“教授”接电话。

教授拿过听筒一听，是地安门派出所的。

出什么大案子了？

没有。人家就是告诉他：“那安书记，让我们给抓起来了，你们过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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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核实“林海雪原”一案中朝鲜族警察追狗一段的细节，曾和北京处理此案的一位老侦察员通电话。说到中间，顺口提起一位网名“行走40国”老兄的事情，以及他怎样瞒天过海轻取各国签证、因势利导糊弄非洲农民等种种情形，说完之后电话那端半晌无语。

就在老萨以为电话断了的时候，那边说话了，似乎也很郁闷：“这人可别作案——太不好抓了。”

放下电话想想，“林海雪原”这个案子，到东三省抓人已经把侦察员们玩得跟杨子荣似的。要是碰上这流窜63国的主儿，警察同志估计得挠墙。

还好，行走兄就是一个驴客，倒没听说他有意干什么违法乱纪的勾当，真我国警察之幸也。

好，言归正传。

安书记被抓起来了？！

难道此人是骗子？

简直没有天理了，办这个案子的侦察员，警龄加一块儿超过一百年，连审带查半个月，没一个脑子里想过安书记是骗子。要是让这看着老实巴交的主儿给骗了，大伙儿出门都用布把脑袋包起来——这种事儿还能看走眼，没脸见人呐。

“教授”急三火四带了一个侦察员，奔地安门派出所去了。

到进院一看，正瞅见安书记：可不是他么，在墙角那儿蹲着呢，脸涨得跟红布似的，看见“教授”以后一言不发，双手抱头，赶紧把脸遮上。

看这意思，安书记也是个没脸见人的架势。

这怎么回事儿呢？

处理案子的小警察迎面而来，十分嚣张地冲着安书记一指，喝道：“你，蹲好！”一转头就换了一副面孔，很殷勤地请“教授”进门上座，神态极为恭敬。

可二处的，当年到北京任何一个地方管片儿，都是这个待遇。哪怕是一个小警察，对方的所长局长也会来亲自接待。

听说这种待遇，老萨第一个印象就是二处太跋扈——这明显是北宋时代禁军欺负厢军嘛，再怎么着，人家那儿也有级别摆着呢。

二处还真不怎么在乎级别。

听过二处老处长少华的一段轶事：北京某著名大学一个学者的家人下班回来，忽然发现他已经吊死家中。此学者声望甚隆，没有任何自杀理由和迹象。

因为影响甚大，各方人马纷纷出动。二处当然也不例外，少华亲自带队出现场，而且到得最快。

勘查，检验，15分钟后，少华说，走。

看守现场的警察问：王处，X局长已经在路上了，要不要等等他，汇报完了再走？

王处撇撇嘴：“这也能叫案子？一个性窒息事故而已。还有别的案子，不等了。”

牛气吧？

可是X局长听了一点儿也不生气，连门儿也没进就走了，丢下一句话：

“少华定的案子，没必要看。”

事后查证果然如此，事情十分简单，以暴病卒报，家属默然而已。

南端木、北少华，中国警界的西门吹雪、叶孤城，交到他们手上的案件，几乎每个都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精彩，自然看不上“教授”出事故这样简单到没有拐弯的案子了。

可惜天寿不予，未能一识英豪，如今，若是怀念二人，只能对着端木的铜像感慨一番了——这铜像不是组织上给铸的，是一个案子的受害者家属，偶然听说端木去世了，特意赶来，送了一笔钱，就是请求给老爷子塑个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信然。

不过大多数时候，二处下去时受接待的级别比较高，是因为他们到任何一个案子的现场，都意味着这个案子是“重案”。自己管界出了重案，当地的警界老大当然要出面了，还带有向二处学习一下的意思。这跟跋扈是没有关系的。

然而，“教授”却觉得这小警察除了恭谨之外，还带三分飘飘然，一问之下才明白：人家把安书记当成二处关押的逃犯了！

能从二处跑出来的人，让我给抓住了，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卖艺的打翻了少林寺方丈的感觉嘛。

听说安书记不是从二处跑出来的，而是二处的客人，小警察俩肩膀顿时就塌下来了。安书记被抓，竟然是因为盗窃。

说话在地安门商场，有一对小两口正买被面儿呢，发现有人偷自己钱包。

那女的当时就急了，手里正拿着一把雨伞，当时把小偷打得满头是包，然后硬生生给揪到派出所来了。这小偷就是安书记！他什么也说不清，一搜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有“教授”的名字和二处的电话，小警察就联系过去了。

这案子，还真没什么冤枉的。

你好好儿一个党员干部，哪儿能偷东西呢？“教授”赶紧让把安书记叫进来，问他。

原来，安书记是急的。钱没了，跟乡亲们没法交代，警察也没消息，自己又什么也干不了，整天吃饱了看太阳落山，把个安书记急得颠三倒四，人已经有点儿魔怔了。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这人整天眼神儿直勾勾的心里发憷，出了个馊主意让他去地安门商场溜达溜达，逛逛街散散心。

逛商场散心，这对跟服务员一个年龄的小姑娘是个好主意，对安书记，绝对是个馊主意。您想，安书记又没钱，心里又有火，他上商场去，这心能散得了吗？

不但心散不了，而且看见那么多人掏钱买东西，更刺激他。一来二去，安书记头脑就不太清醒了，竟然想去偷人家的钱给乡亲们作补偿。用“教授”的话说，他哪儿会偷东西啊，那可是个技术活儿。一出手就让人给抓了。

事情到这个地步，“教授”动了恻隐之心，跟小警察商量，说他这是初犯，又是情有可原，能不能从轻处理？

小警察悻悻道，那得跟事主商量，是人家扭送来的。很明显，这跟“慧眼识破二处出逃巨盗”之类的心理期待相差太远，小警察有点儿积极性不高。

事主倒是通情达理，听了安书记的事儿很感慨，那女的还掉了几滴眼泪，主动提出不难为安书记。这样，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教育释放。

当然，“教授”让下面的侦察员好好把安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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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农民问了：“酱紫你知道是啥吗？走召弓虽你知道是啥吗？嘿嘿，这回也轮到俺们教你咋说话了。‘康拜因’啊，就是Combine的意思……”

嗯？这还是80年代的东北农民吗？好像当时农村小学一般不教英语。

还真不是吹的，虽然在网上今天说康拜因很少有人明白，当年的东北农民对它却耳熟能详。

当年叶永烈先生写过一部脍炙人口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小灵通在未来市的大田里，看见一个怪物拉着宽宽的犁铧一路行来，后面的田地就自动插满了秧苗。眼看这家伙慢吞吞地直奔田埂而去，小灵通大惊，喊话无效之后上去一阵乱扳乱拉，终于把这个“危险”的机器停了下来。

小灵通当然错了，这种怪物是带自动驾驶仪（估计是GPS）的，自己会拐弯……

因为土地虽好，人不够，庄稼收不过来。80年代初期，农业开始搞承包，大伙儿种地都有积极性，众乡亲一合计，最后有人出招了：咱们凑钱买个“康拜因”吧，那玩意儿一开起来你就可以睡觉了，睡醒了调回头来接着睡。一天的活儿，睡两觉就干完了，晚上回家跟老婆乐和一宿不用打盹。

有人问：“你哪儿有老婆啊？”

回：“俺直接把‘康拜因’当老婆。”

瞧，能跟“康拜因”乐和一宿，东北人是不是个个有赵本山的素质？

慢着，那位说了，啥叫“康拜因”啊？

顺便说一句，80年代初期，来趟北京是了不得的事情。东北有一位管教干部，去了趟北京，回来后进门就揪一个北京老犯出来：你小子敢耍我？谁说天安门底下安轱辘，一到晚上就推回去的？溜溜骗了我三年啊……三年啊，这位都坚信天安门是昼伏夜出的东西，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

那汉子盯警察干吗？那是人家要看明白首都警察什么穿戴什么打扮，回去给乡亲们学舌呢。

他要是知道后来得看多少天警察，肯定犯不着现在这么认真。

马天民一乐，拔高了胸脯接着巡逻。等到11点钟转回来，就觉得有点儿不对——这人怎么还在这儿呢？

有心问问，看这位对着北边一个劲儿地瞅，好像没心思理自己。正在这时，一个大妈问马天民附近有没有卖驴肉火烧的，一打岔就把这档子事儿忘了。

那女民警轻声说：“他丢了一辆拖拉机。”

“啊？”马天民下意识地往门口看，北京站口丢什么的都有，但是丢拖拉机这种玩意儿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这位安书记，是黑龙江勃利县的一个大队书记。这个地方当时地势辽阔，人口稀少。你别看老安只是一个大队书记，他管的地盘要在日本不比一个市小，在当地也是一跺脚四方响应的人物。这地方的土地还特别好，后来侦破此案的一名侦察员回忆说：“去了才知道，难怪当初小日本那么想要东北这块地方。这儿实在太肥沃了。搁谁谁都喜欢，东北大馒头太好吃了，香！”这地方的庄稼地，种什么长什么，一个人能摊几百亩地，如果照当年的标准，娶不上媳妇的也能划地主。

就是因为土地太多、太好了，出问题了。

一边喊，一边跑，一边还冷不丁地回了一下头，正看见那位抬起袄袖子擦眼睛——马天民心里“咯噔”一下——那么大个的大老爷们，“噼里啪啦”掉眼泪，这肯定是有大事儿！

马天民好容易把这一帮人摆平，再抬头看，那汉子已经找不着了。

旁边修鞋的告诉他：“自己个儿奔派出所了，我看像媳妇跑了……”

媳妇跑了？不对，我看比媳妇跑了还伤心。马天民摘下帽子吹吹，朝派出所方向走去。

一进门，正看见那汉子坐在椅子上，哭得哞哞的。所里唯一的女警察正拧了条毛巾递过去：“安书记，您擦把脸。”

中午吃过饭，打个盹儿，下午马天民接着巡逻，冷眼一瞧，唉……这位怎么还没走呢？！

只见这位还站在老地方，两条腿跟站桩似的，看那意思从上午到现在连窝都没挪。别的没变化，就那俩眼睛都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了。

这人肯定有事儿。马天民是个热心的警察，就想上去看看能帮什么。这一迈步，马天民又犹豫了。

怎么回事儿？

这位站的地方不合适——他正站在站前广场边的马路牙子上。

人不新鲜，但表情新鲜。

警察是早上八九点看见他的，当时也没在意。这位发现警察瞅他，还回过头来使劲看两眼，跟相女婿似的。

看得多了，马天民同志没把他当回事儿——一眼就明白，这位，跟犯法是不沾边的。肯定是东北老实巴交的农民，而且还是第一次来北京。

您看那衣裳领子就明白。那中山装上头还带着死褶呢！多半是到北京时，在卧铺上换的，要给北京一个好印象。来趟北京，压箱底的衣服都得穿出来。

火车上可没洗澡设备，你衣服是新的，脖子上的汗不给面子，用不了半天，就这个情况了。

火车站有两个派出所，一个是铁路民警的，一个是北京治安民警的。铁路的不管治安，治安的不管铁路，所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两者的交界线就是这马路牙子。

马天民是治安警，一看，嘿，您站那儿真会挑地方，我去管正好越权，要不我找个铁路的警察来？

刚一踌躇，忽听后面有人喊：“抓小偷！”

马天民条件反射地一回头，只见一帮人，举着被褥卷、旅行包，正围着什么咬牙切齿呢。

“有理说理，我是警察，别打人！”马天民“噌”就蹿过去了，他知道那是把小偷围上了，得赶紧去，稍晚一点，打出人命算谁的？

六、“林海雪原”案 (第1/3页)

www.44pq.com“康拜因”

这世界上什么邪人都有，当警察的碰上的邪人更多。那天有个长得跟马天民似的警察，正在北京站口巡逻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位蛮新鲜。

这位长得新鲜？

瞧这话问的，人家又不是菜，谁还能长得新鲜？四十好几快五十的北方汉子，目光略带滞涩，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跟新鲜是不沾边儿了。倒是穿着新衣服，只是大太阳底下，仔细看，新衣服领子上满是黄色的斑斑汗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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