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儒家的传统，一个是法家的后裔。程祁在两者之间决定走第三条道路，而回复给这位洛阳教授的信，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契机。

他铺开信纸，先客气了两句套话，然后便转入到正题之中：

法律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自然学派认为存在一个天理，法理是对天理的“分有”，法律应当是契合天理的——这回答了法律应当是什么；而强制法学派指出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证的规范总和——这回答了法律实际上是什么。

在应当是什么与实际是什么之间，如何寻求一种平衡？很明显，在生活中，法律并不截然的分成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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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 无赖汉的春天（二） (第2/3页)

教授立即就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谓自然法，而只是存在具体于某一个时代的伦理道德特征，而人间法可以随时修订，这就是强制力法学优越于泥古不化的自然法学的精妙之处。

话说了一堆，又回到先秦时代“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老问题上去了。程祁觉得两者皆有可取之处，两者也皆有不到之处。

自然法的优势在于“假设”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法的模型，认为人间法是不完美的，需要不断的改进以趋近自然法本身，但困境在于如何证明存在尽善尽美的法本身，又如何证明新法是接近自然法而不是背离自然法。

强制法学的优势在于以国家强制力为担保，取消了法的形而上的因素，让法的合法性一目了然，无需去做一大堆不可证明的形而上的论证。但是强制法学的劣势也同样在于此，强制法学最无法回答的问题在于，一旦出现恶政，那么恶政的恶法是否还是法律。这个问题在另一个时空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达到了高峰：纳粹党员们认为自己抢劫、屠杀和种族清洗不过是执行国家的法律因而无罪，但法官们最后还是依据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宣判一个人如果根据自己的良心应当能够判断出某种行为是不人道的或者有违伦理的，即使这道命令来自于国家强制力，也不应当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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